河洛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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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打马球风气

 洛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毛阳光

 

提到马球,不禁使人想起陕西乾县唐乾陵章怀太子墓中著名的壁画《打马球图》。马球游戏中的马球用质轻而有韧性的木料制成,外部彩绘,坚硬光滑。比赛时双方骑马争夺,用球杖击球,向对方进攻,击入多者胜。马球起源于波斯,原名波罗球。唐人杜环《经行记》就记载中亚的拔汗那国“国土有波罗林,林下有球场。”同书还记载中亚的末禄国也有打球节。马球在唐初传入汉地,由于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竞技性,很快成为唐代社会各阶层喜爱的游艺和体育活动,上自帝王公卿,下至黎民百姓都乐此不疲。尤其是当时的都城长安,马球非常流行。而通过文献的考索,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马球运动也非常流行,其流风余韵一直持续到明代。

此时的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仅次于长安,达官贵人云集,经济发达,外来移民众多,是当时一座颇具外来风情的城市。因而打马球在这里也非常流行。酷爱马球的唐玄宗李隆基早在身为亲王时就在河南府告成县(河南登封告成镇)百姓王利文宅北坂之下就辟有球场,“自夏徂秋,往来游赏。”(《册府元龟》卷二四《帝王部·符瑞三》)另外,《河南志》还记载中宗的女儿长宁公主在洛阳长夏门道德坊的宅第旁还有球场。一直到唐后期,洛阳的马球之风仍旧盛行,文宗开成年间,“河南多恶少,或危帽散衣,击大球,户官道,车马不敢前。”(《新唐书》卷一八一《李绅传》)唐末天祐元年,昭宗迁都洛阳时,跟随的随从中还有“打毬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余人”,而洛阳宫廷中就有为打马球设置的文思球场。天祐元年(904)七月,朱温自汴州至洛阳,与百官在文思球场饮宴。(《旧唐书》卷二十《昭宗纪》)

由于马球能够锻炼骑兵的身体素质和应变能力,又能够训练马上作战的技能,具有强身健体,训练战术的军事意义,因而此运动在唐后期的藩镇中非常流行。因而中原地区除了洛阳之外,其他地方也有球场,许多将领也擅长此道。如汴州(河南开封)就有球场,节度使李绅就曾在这里犒赏勇士。(《云溪友议》卷上)而唐末汴州藩镇朱温侄子朱友伦也喜欢马球,甚至因此在长安意外击毬坠马而亡。(《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宋州(河南商丘)也有马球场,唐后期名将李光颜就曾在宋州与敕使打球。(《封氏闻见记》卷九《迁善》)唐后期诗人张祜《观宋州田大夫打球》诗就描写了在宋州观看名将田神功打球的情景,“白马顿红缨,梢球紫袖轻。晓冰蹄下裂,寒瓦杖头鸣。叉手胶粘去,分鬃线道絣。自言无战伐,髀肉已曾生。”(《全唐诗》卷510中原南部的蔡州(河南汝南)也有球场,永泰元年,吐蕃进犯长安,代宗命诸藩镇出兵。时镇蔡州的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方与诸将击球,得诏,亟命治行。”(《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唐代中原地区的马球风气在出土文物中也能够得到印证。2003年在洛阳伊川县大庄M3一座唐中期墓葬的发掘中还曾出土一件菱花形铜镜,其浮雕纹饰正是打马球的场景,四位球手骑乘骏马,手持鞠杖做出各种各样的姿态。(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伊川大庄唐墓(M3)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8期)

 

而且,在外来马球的基础上,唐人还有所发明,出现了骑驴击球。唐玄宗时期宰相李林甫就擅长驴击。《太平广记》卷十九《李林甫》记载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略无休日。”另外还有步打球,唐代诗人王建在《宫词》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歩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全唐诗》卷三〇二20081月,在河南郑州上街区唐墓中出土了一件青花塔式罐,罐腹的图案上一人叉腿而立,右手扬弯形球杆,左侧有一圆球。考古工作者认为该图反映的就是唐代步打球的场景。(《河南省郑州上街区考古发现完整唐代青花瓷器》,新华网.200814

唐代中原地区流行的马球风俗到了五代时期还在延续,梁太祖朱温就曾赏赐割据吴越地区的吴越王钱鏐打球御马十匹。《新五代史》卷六七《吴越世家》后梁洛阳皇宫中还有球场殿、兴安球场、保宁球场。后唐庄宗李存勖也多次和王公大臣在洛阳鞠场击球。《旧五代史》卷三二《庄宗纪六》

到了宋代,马球依然受到中原地区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只是经过不断的改进,马球活动更加规范了,原本是外来运动的马球已经上升为五礼中军礼的一部分。《宋史》卷一二一记载“打球,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在重要的典礼活动中还经常举行马球比赛。《宋史》卷一二一《礼志二四》中就详细记载了北宋皇帝与群臣击球娱乐的情形:

三月,会鞠大明殿。有司除地,竖木东西为球门,高丈余,首刻金龙,下施石莲华坐,加以采缋。左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御龙官锦绣衣持哥舒棒,周卫球场。殿阶下,东西建日月旗。教坊设《龟兹部》鼓乐于两廊,鼓各五。又于东西球门旗下各设鼓五。閤门豫定分朋状取裁。亲王、近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驸马都尉、诸司使副使、供奉官、殿直悉预。其两朋官,宗室、节度以下服异色绣衣,左朋黄襕,右朋紫襕。打球供奉官左朋服紫绣,右朋服绯绣,乌皮靴,冠以华插脚折上巾。天厩院供驯习马并鞍勒。帝乘马出,教坊大合《凉州曲》,诸司使以下前导,从臣奉迎。既御殿,群臣谢,宣召以次上马,马皆结尾,分朋自两厢入,序立于西厢。帝乘马当庭西南驻。内侍发金合,出朱漆球掷殿前。通事舍人奏云:“御朋打东门。”帝击球,教坊作乐奏鼓。球既度,飐旗、鸣钲、止鼓。帝回马,从臣奉觞上寿,贡物以贺。赐酒,即列拜,饮毕上马。帝再击之,始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擂鼓。将及门,逐厢急鼓。球度,杀鼓三通。球门两旁置绣旗二十四,而设虚架于殿东西阶下。每朋得筹,既插一旗架上以识之。帝得筹,乐少止,从官呼万岁。群臣得筹则唱好,得筹者下马称谢。凡三筹毕,乃御殿召从臣饮。又有步击者,乘驴骡击者,时令供奉者朋戏以为乐云。

从这段文字来看:此时中原地区的马球活动已经非常规范。每年三月在汴京皇宫中举行大型的马球活动。马球场地东西各设置装饰华丽的球门,有人员守门,活动时还有鼓乐。开始由皇帝击球,之后才由大臣们竞技,而参加活动的各级官员众多,双方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以活动中得筹数量的多少来区分胜负。另外,步打球和驴骡击球都在宫廷中流行。

据史料记载:熙宁年间神宗就曾经与岐王赵顥、嘉王赵頵在宫中击球游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三)著名文臣司马光《击球》诗中也饶有兴致地描述了当时皇帝与大臣宫中击球的场面

肃奉承命,仍陪戏马游。朋分初回出,势合复相收。顾盼华星激,索回紫电流。良因重嘉好,礼接使臣优。(《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还描述了开封金明池宝津楼前的马球表演:

先设彩结小球门于殿前,有花装男子百余人,皆裹角子向后拳曲花幞头,半着红,半着青锦袄子,义襕束带,丝鞋,各跨雕鞍花鞔驴子,分为两队。各有朋头一名,各执彩画球杖,谓之“小打”。一朋头用杖击弄球子,如缀球子方坠地,两朋争占,供与朋头,左朋击球子过门入孟为胜,右朋向前争占,不令入孟,互相追逐,得筹谢恩而退。续有黄院子引出宫监百馀,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装饰,玉带红靴,各跨小马,谓之“大打”。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矣。(《东京梦华录注》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

不仅如此,连皇帝南郊卤薄队伍中也有执球杖供奉官。而球杖,“金涂银里,以供奉官骑执之,分左右前导。”因此遭到了仁宗时大臣贾昌朝的批评,“夫球杖非古,盖唐世尚之,以资玩乐。”认为其不够庄重,不合礼法,要求撤去。(《宋史》卷一四五《仪卫志三》、卷一四八《仪卫志六》)

由于上层统治者对于马球的喜爱,流风所及,许多宫人也喜好马球。宋代王珪《华阳集》卷五《宫词》诗中就描述北宋汴梁宫廷女子打马球时的情形:

“内苑宫人学打球,青丝飞控紫骅骝,朝朝结束防宣唤,一样珍珠络辔头。”

此外,北宋宫廷教坊中的女弟子队中还有打球乐队,“衣四色窄绣罗襦,系银带,裹顺风脚簇花袱头,执球杖。”她们用马球的器具表演相关的舞蹈。(《宋史》卷一四二《乐志一七》

而当时许多的官员都喜欢马球。如太祖时期的大臣郭从义“善击球,尝侍太祖于便殿,命击之。从义易衣跨驴,驰骤殿庭,周旋击拂,曲尽其妙,既罢,上赐坐,谓之曰:‘卿技固精矣,然非将相所为。’从义大惭。”(《宋史》卷二五二《郭从义传》) 仁宗时大臣张方平出使契丹,面见契丹皇帝时,“骑而击球于前,酌玉卮饮之,……。”(《宋史》卷三一八张方平传》另外,中国体育博物馆还收藏有洛阳宋墓出土的打马球砖雕,也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马球的流行。

尽管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王室南渡,但皇室击球的风气却延伸到江南地区。宋孝宗就喜爱马球,“日御球场”,导致文臣周必大进谏劝止,孝宗回答说:“正以仇耻未雪,不欲自逸尔。”不仅如此,孝宗还命令太子与武士击球。(《宋史》卷三九一《周必大传》)中原地区被金朝占领,然而本地区的打马球风气却持续下来,一直保持到元、明时代。可以说,马球这项外来运动丰富了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生活,成为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社会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它也从侧面反映了外来文化对当时中原文化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