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西省
（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471000）
摘要：由于在西周、春秋时期秦人较多使用了黄金饰品并可能掌握了提炼水银工艺，可能这一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鎏金工艺，而后随着秦人东迁传播到中原地区，战国时期的王畿洛阳地区已经比较多地使用了鎏金工艺。是鎏金工艺的发达地区。我国鎏金工艺最早出现的历史可上推400年左右，在世界上是最早的。
关键词：洛阳；鎏金铜器；出现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970（2009）06-0000-00
收稿日期：2009-09-15
作者简介：高西省，(1960-)男，河南偃师人。洛阳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古代青铜器的研究。
洛阳是中国战国时期鎏金铜器出土集中的地区，出土的鎏金铜器几乎均为生活用的小件铜器。这种鎏金工艺是我国古人在长期实践中发明的铜器表面装饰技术。鎏金也称为镀金，也可称火镀金或汞镀金，它是把金箔碎片在400°C左右的温度下熔融在水银中制成银白色的泥膏状金汞剂，俗称“金泥”，将金泥涂抹在所要镀的铜器上，在炭火上烘烤，使汞蒸发，于是铜器表面滞留一层黄金，其颜色亦由银白转变为金黄色。如果鎏金层厚，就进行多次反复。鎏金只适应银器、红铜器和含锡、铅量不超过20%的铜器。[1]这种工艺发展到汉代已相当成熟，不仅大件铜器上广泛出现，而且鎏金、鎏银、错金银往往出现在同一器物上。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战国时期发明了鎏金工艺。近年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这种认识显然需要修正。那么，鎏金工艺最早究竟出现在何时？何地？笔者将由洛阳发现的鎏金铜谈起。
1、1972年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出土鎏金及鎏银的马络饰22件。皆出于马头部。环状，剖面呈拱形。突面鎏金或鎏银各11件。与之同出土的精美镶嵌金银铜器有承弓器、弩机、车马器等14件。该车马坑被认为属战国中期。[2]
2、1953年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中期M617出土鎏金铜带钩一件，钩身宽大，但厚度反较一般带钩为薄。长16。1，宽2。7厘米。[3]
3、1984年洛阳市涧河以西中州西路北侧M327发现形体独特且宽大的鎏金双钩银带钩1件。长19。6，宽6。1厘米。体呈异常宽大的弧版形，钩尾四圆雕蛇首外伸，四长蛇体延伸突起与钩体另一端两兽头相连，二卷角突目浮雕式兽头口中各伸出一条蛇作钩首。该墓同时出土有陶鼎、豆、壶、盘及小型平肩弧足空首布，被定为战国中期。[①]
4、1928—1931年洛阳东郊金村大墓出土嵌金银鎏金狩猎纹铜镜一件。原藏日本东京细川侯爵家，现藏日本永清文库。[4]直径16。7厘米。其主题纹样由三组和三组嵌银纹样相间环绕构成。三组嵌金纹样为一完全相同的、变体相对的双龙图案组成，均以金或银镶嵌狩猎纹及其他纹样，更为独特的是镜缘及钮座上还采用了当时罕用的鎏金工艺。
5、1994年洛阳市联盟路小学战国墓M1951出土鎏金兽形铜带钩一件，长17。6，宽3。7厘米。现藏洛阳博物馆。这件铜带钩通体鎏金，形体宽大呈弧版状，整体为一犀牛造型，头顶有耳，额上出角，眼突鼓，有爪。体上为浅浮雕状波带饰。[5]
6、洛阳铜加工厂战国墓出土鎏金犀牛形铜带钩一件，残长16，宽3。5厘米。现藏洛阳博物馆。其造型与联盟路战国墓鎏金铜带钩极似，通体鎏金，缺钩。
7、洛阳市铜加工厂M316出土鎏金蟠龙形铜带钩一件。长8。3，宽3。8厘米。现藏洛阳博物馆。造型似琵琶形，龙作卷体状，通体鎏金。
8、1996年洛阳市道北铁路分局客车技术整备所战国墓M293出土嵌玉鎏金铜带钩一件。长23。5，宽3。2厘米。器形宽大制作精美，其制作是先以铜铸出兽头形钩首、钩尾齐平、钩体中间凹槽的长条体带钩整体，通体鎏金。然后在面上槽内嵌饰蟠螭纹方玉六块，并以五块楔形玉块压在六块玉间隙处。[6]
9、洛阳战国墓出土鎏金嵌琉璃珠犀牛形铜带钩一件。现藏洛阳博物馆。其造型与联盟路小学战国墓出土的犀牛形带钩极为相似，通体鎏金，唯该带钩体上波带饰间嵌琉璃珠四枚，惜多已脱落。
10、洛阳铜加工厂战国墓出土嵌松石鎏金铜带钩一件，残长17。2，宽1。6厘米。现藏洛阳博物馆。形体呈长条形，缺钩首，带钩正面及两侧面均嵌绿松石，余部分均鎏金。
洛阳地区发掘的春秋战国墓据统计已超过5000座，出土青铜器数量众多，但发现鎏金铜器及错金银铜器数量并不多，尤其是鎏金铜器仅10件，且几乎均为小件铜马饰及带钩，铜镜上鎏金仅一例只在镜缘及钮座小区域内。战国时期的鎏金铜、银器除洛阳较多发现外，在山西、河北、湖南、浙江、河南辉县、信阳长台关均有零星发现。山东地区有：
1、1978年山东省曲阜3号战国墓出土鎏金铜泡两件及一件鎏金长臂猿银带钩，带钩通长16。7厘米。现藏山东省博物馆。猿猴造型极为生动传神，猿身表面以鎏金和包金两种工艺手法为装饰，其带钩造型设计巧妙，制作考究，极为罕见。[7]
2、1978年山东省曲阜古城乙组战国早期墓M58出土鎏金嵌玉铜带钩一件。现藏山东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长8厘米。[8][9]全器如带翼的飞兽，钩首为兽头，体中嵌形体宽大的弓身玉鸟及绿松石圆泡，其余部分均鎏金。这件带钩别具特色，是一件鎏金与镶嵌工艺结合的艺术精品。
山西地区的鎏金铜器据笔者见到的资料有鎏金车马饰及兽面纹铜带钩。两件铜带钩均为1984年山西榆次猫儿岭战国墓出土。一件为战国早期，长9，宽4。9厘米，其造型同洛阳联盟路犀牛形带钩极似，但体显得更加宽大，原嵌物已脱落，通体鎏金。[10]另一件为战国中期，残长20。3，宽3厘米。体呈长牌形，其造型及纹样与河北平山出土的鎏金铜带钩相近，钩体较常见的带钩更为宽大，鎏金保存良好，极为难得。[11]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中出土鎏金车马饰。[11]
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一号大墓出土两件鎏金器，均藏国家博物馆。[12][13]其中一件玉璜长20。5，宽4。8厘米。它是以铜片贯串成一弧形玉璜，两端露出部分兽头形上鎏金金光闪闪，异常罕见。另一件为鎏金嵌玉、嵌琉璃银带钩，长18。7，宽4。9厘米。其器形较大，工艺异常考究，是极为罕见的特种工艺精品。银质通体鎏金，钩体为浮雕式兽首和长尾鸟纹。钩体正面嵌饰3块玉玦，玉玦中间嵌饰一半环形琉璃珠。该带钩采用了鎏金、镶嵌、凿刻等工艺手法并将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材料巧妙融为一体，是这一时期多种工艺、多种手法、多种质地材料结合的绝妙之作。
1965年河北省平山县出土鎏金兽面纹铜带钩一件。长19。2，宽3厘米。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体呈长牌形，其造型及纹样与山西猫儿岭出土的鎏金铜带钩极似，蛇头形钩首，通体鎏金保存良好。钩面为浮雕式龙纹，其制作精细，考究，工艺细腻，是这种工艺的代表作。[9]
1996年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尤家庄二十号战国晚期墓出土鎏金嵌玉银带钩一件。通长21，宽1。3—3。8厘米。体呈长条形，钩首为兽头，钩体尾端及中部各饰一兽头，兽头顶上有圆环形，环顶上有双卷角，圆环中间嵌圆玉片，通体鎏金。[13]
浙江绍兴狮子山战国早期墓M306出土鎏金嵌玉扣饰一件。残断，玉件为椭圆形环状体，一侧镶嵌鎏金兽头，兽头另一端连有鎏金方形金属杆。[14]湖南长沙发掘的战国楚墓亦有鎏金铜带钩出土。[15]
国外博物馆藏出土地点不明的鎏金铜器据笔者所见报道，1、美国赛可乐美术馆藏鎏金虎食人纹铜带钩一件。长11。8，宽3。7厘米。这件铜带钩极为别致，其一端饰虎食人纹样，通体鎏金。应是目前唯一的一件虎食人纹带钩。[10]2、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鎏金嵌玉嵌绿松石琵琶形铜带钩一件。长14。2厘米。这件铜带钩通体鎏金保存良好，浮雕式纹样中间嵌玉璧，玉璧周边嵌八块绿松石。为鎏金铜带钩中的精品。[10]
由以上记述可见，战国时期鎏金工艺铜器集中出土在洛阳东周王畿内的墓葬中，当时的这一地区很可能比较多地使用了鎏金工艺，并与这一地区王室广泛使用错金银镶嵌工艺交相辉映，使这一地区成为东周时期使用鎏金及镶嵌金银铜器的中心地区。[②]这一时期鎏金铜器在其他地区虽有所发现，但数量仅仅几件，比较一致的是均为小件生活用铜器或银器，并以铜、银带钩为典型，其鎏金工艺往往与镶嵌绿松石、镶嵌玉器、镶嵌金银结合使用，达到了独特的装饰效果。大件器物上目前还未发现鎏金。显而易见的是战国时期鎏金工艺使用还很不普遍，且零散地分布在局部地区的小件生活用铜器上并作为一种辅助的装饰手法出现的，银器上就更少见了。这种工艺技术发展到汉代才达到了比较成熟的水平，并广泛地使用在大件铜容器及其他铜器上。
那么，在中国鎏金工艺是何地发明的？其最早出现在什么时间？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重要问题。目前，按学术界普遍的认识鎏金工艺产生于战国时期。叶小燕先生认为：“在包金、贴金工艺的基础上，人们不断探索，反复实践，在战国时期又发明了更为进步的鎏金工艺技术”。[16]朱风瀚先生认为：“…鎏金器的出现已可能追溯到战国早期，而战国中晚期鎏金银已为多见”。[17]吴来明、周亚等先生认为：“根据现有的出土资料，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使用了鎏金技术”。[7]
近年来，从全国各地的考古新发现看又有了新的进展。据报道2000年甘肃礼县圆顶山二号秦墓出土的一件铜柄铁剑上出现鎏金。简报介绍，该剑残存茎及柄，残长14。6厘米，茎为长条形，格、首上所饰的双首共体龙纹均鎏金。由发表的照片观察鎏金亮泽。这座墓共出土铜鼎、簋、壶等青铜器及玉器102件组，其年代被定为春秋中晚期。[③]另外一次重要发现是1983年3月甘肃宁县焦村西周墓出土的一件铜戈上。简报介绍这件西周管銎戈援本虎面上鎏金色泽光亮。[④]认为此墓为西周晚期。其实这座墓仅随葬有青铜兵器及车马器，未发现陶器，而车马器并不能作为断代的依据。笔者认为，从出土的铜兵器看这件带鎏金的短胡一穿戈及微胡长援戈均为典型的西周早期形式，车马器上也未见西周晚期常见的环带纹、重环纹及窃曲纹，该墓应该是一座西周早期墓。由以上的新发现可看出，这两件鎏金装饰铜器虽然年代差异大，但地域比较接近，其共同特点是鎏金均出现在青铜兵器富有装饰特点的局部突出部位，与战国时期均为小件青铜器通体鎏金或与其他装饰工艺如镶嵌结合使用不同，表现出初期使用的特点。可以肯定，我国鎏金工艺技术的出现要早于战国时期。而且这一地区比较集中地出土了黄金饰品及我国目前使用最早的黄金饰品。如1976年甘肃玉门火烧沟墓地出土四坝文化（相当于夏代）金耳环、金环。[18]其次是1979年甘肃永昌沙河岗遗址出土的沙井文化镶嵌绿松石金耳环。[19]这一地区西周、春秋时期使用黄金饰件同样比较多见，1995年礼县大堡子山西周春秋之际秦人墓被盗后一批黄金饰件散流于欧洲，其中有鸱枭形金片饰8件，金鸟2件，口唇纹鳞形饰26件，云纹圭形饰片4件，兽面、目云纹窃曲形饰片各2件，被认为是棺上的装饰。[20]甘肃省博物馆也收藏有口唇纹鳞形饰、云纹圭形饰片多件。[19]1993年甘肃清水县白驼乡刘坪村出土春秋时期透雕虎噬羊金饰片、鹰首饰金饰片等等。[19]与这一地区近邻的陕西宝鸡益门二号春秋晚期秦墓出土一批颇为丰富的黄金制品，包括金带饰、鸭形金带钩、金兽面、金柄铁剑等104件。[21]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虽然被盗100余次，但仍出土有金鸟、金兽、金带钩。[22]凤翔马家庄遗址出土春秋早期金泡、金兽等。[23]而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则很少使用黄金饰件，发现的数量极为有限。可见早期秦人高级贵族是流行使用黄金饰品的，这些金饰件主要是以金片或箔加工的，显然为该地区较早出现鎏金工艺创造了先决条件。
研究表明，鎏金工艺的特点就是使用了金汞剂——金和汞（水银）的合金。[16]天然存在的水银是很少的，在自然界中主要是以辰砂（朱砂）的形式存在的，朱砂的化学成分为硫化汞，由于其色鲜红，古人多用作颜料。流化汞加热可成水银，古今汞（水银）皆多从朱砂中提炼出来的。晋葛洪《枹朴子内篇》已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是当时人们熟练掌握提炼水银的记载。关于汞提炼的较早记载见于《史记秦本纪》秦始皇在修筑自己的坟墓时“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显然易见的是这时已大量使用了水银，那么，从汞的提炼到最初大量使用已有相当一段距离，就是说远远超出战国时期。而早期秦人墓中常常发现大量朱砂，如礼县圆顶山春秋秦98LDM1、M3棺室内均残留大量朱砂。[24]2000年第二次发掘的M2棺内残留大量朱砂，M4由于积水和破坏严重情况不明。[25]2006年发掘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M25、M1棺内均有朱砂。[26]朱砂加热可提炼出水银，较多使用朱砂很可能导致水银的发现。看来秦人很有可能较早就掌握了水银提炼工艺，所以在秦始皇帝时能大量使用。
由于在西周、春秋时期秦人较多使用了黄金饰品并可能掌握了提炼水银工艺，那么这一时期出现鎏金工艺是完全可能的。这一地区很可能较早地出现了鎏金工艺，而后随着秦人东迁传播到中原地区，战国时期的王畿洛阳地区已经比较多地使用了鎏金工艺，是鎏金工艺的发达地区。如笔者的认识不误，我国鎏金工艺最早出现的历史可上推400年左右，在世界上是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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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东周墓葬发掘简报［Ｊ］．文物，2008，（11）．
[责任编辑伍纯初]
原载于《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①]赵振华：《河南洛阳新发现随葬钱币的东周墓葬》，《考古》1991年6期。该带钩原简报称为包金并不妥当，出土时其黄金亮丽，但由于银带钩长时间的氧化已经侵蚀到极薄的鎏金，所以鎏金到现在已明显淡化，其黄金色几乎没有光泽。如果是包金或贴金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②]洛阳地区这一时期镶嵌金银工艺是当时的发达地区，并有为王室专门制作加工的手工工场。尤以1928年洛阳东周王陵区金村大墓出土的一批成套镶嵌金银工艺的青铜容器为代表，梅原末治在《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书中统计，出土镶嵌青铜鼎、簋、敦等达85件之多。
[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2、2000LDM4春秋秦墓》，《文物》2005年2期。据发掘者李永宁先生介绍，这批文物现均藏礼县博物馆，未能对其进行成分及其他检测分析。他近年在该县见到这件铜柄铁剑时发现其黄金色明显淡化，很可能是因为鎏金脱落或铜氧化侵蚀所致，同洛阳博物馆馆藏战国鎏金银带钩的情况是一致的。
[④]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宁县焦村西沟出土的一座周墓》，《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龚国强认为：“此戈的鎏金还有待进一步确认”。《简论商周王国及其周边地区的黄金器饰》，《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7月；白黎璠先生认为：“西周晚期甘肃地区最早出现了鎏金工艺制作的实物。”《夏商西周金器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