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河洛文化

杜甫是典型的河洛人。唐玄宗太极元年(712年)正月，他出生在黄河与伊洛河交汇处北邙山下的一个小村庄（今河南巩义市站街镇瑶湾村）里。他的十三世祖是西晋名将当阳侯杜预，他的曾祖杜依艺任巩县令，遂迁居巩县。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在世代“奉儒守官”家学教养与河洛文化熏陶下，杜甫成长为唐代河洛文化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文化观念和文学创作与河洛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文化血缘关系，河洛文化在杜甫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记。

 

一、杜甫思想与河洛文化

 

杜甫从幼年起，直到他三十五岁移家长安，就一直生活在河洛地区的巩县（今河南巩义市）、洛阳和偃师。他青少年所受的教育，一直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教育。他念念不忘自己“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学素业，以“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进雕赋表》）为荣耀。他以“应须饱经术”（《又示宗武》）、“法自儒家有”（《偶题》）来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可见在杜甫的思想中，儒家的思想观念是一直占着主导地位的。杜甫对他的先祖杜预，不仅是对他的功业十分敬仰，对他的儒学成就更是崇拜。杜预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来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对后世影响很大。杜甫对于这位先祖在文化中的千秋功业更是引以自豪。其实，在河洛文化中，儒学一直是首要传统。儒家所谓的“三王之道”就是夏禹、商汤、周文武三王的家族宗法思想，即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君臣父子之道，一直都是儒家学说的主干。而孔子所说的“天下归仁”、孟子所说的“仁政”、“王道”，也是儒家所追求的政治理想。这些都是河洛文化思想的核心。周公所制之礼，也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制定的。东周和东汉都是以洛阳为都，孔子曾到洛阳向老子问过礼。西汉时的潁川（今河南禹州市）人晁错，曾向伏生学古文《尚书》。洛阳人贾谊，在《过秦论》中，以儒家的仁政批判秦始皇的暴政。东汉时期的都城洛阳，形成了儒家学说的研究和传播中心。当时的马融、郑玄都是一代儒学大师。马融曾在都城洛阳设帐讲学，帐下有经生上千人。郑玄在洛阳从师于马融十多年，回乡时马融送他说：“吾道东矣。”后来他收徒也多达千余人。东汉末的大儒蔡邕，曾校定六经文字，并手书六经刊于石上，竖立在洛阳太学门外，人称“熹平石经”，使汉代的经学成为一代之盛。北魏孝文帝是崇儒的，河洛地区的儒学也非常兴盛，《 北史·儒林传》序中说：“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尊于郑氏。”自东汉至隋唐，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儒学的传统一直续而未断。隋末的大儒文中子王通，居住在离河洛不远的河汾地区，开帐授徒，他的弟子后来大都成了唐代的开国之臣，如房玄龄、魏征、陈叔达等都是深通儒术的。他们对唐太宗以儒治国，起了很大的作用。隋代洛阳人元善“通五经，尤明左氏传”（《隋书》卷七五），唐初洛阳人徐文远“博通五经，明《左氏春秋》”（《新唐书》卷一九八），唐初太宗诏颜师古校定五经文字，孔颖达注《五经正义》，作为儒学的统一教材，在东都洛阳设国子监、太学，对河洛的儒学起着推动的作用。杜甫就是在儒学的家学渊源与河洛儒学传统的文化氛围中，接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的，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报国壮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八首》其二）的忧国忧民情怀，就是他儒学家学的培育与河洛儒学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

河洛文化是一种综合型的多元文化。除了儒家文化之外，道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在河洛地区也是源远流长的。道家的祖师老子与庄子，都是中原人。老子，陈国苦县（河南鹿邑）人，曾长期在东周都城洛阳任周王室柱下史，他西出函谷关（在河南灵宝县境内）时应关尹喜之请，写了《道德经》五千言，后来成了道家与道教的主要经典。老子由人道窥天道，总结出天地万物及其规律为“道”的高度概括，具有极强的哲理抽象性和思辨性，使中国哲学上了一个极高的层次。蒙（在今河南商丘境内）人庄周，在老子的道家学说的基础上，极力发挥，着重阐发“物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道学内涵，强调人的思辨的精神自由性，将神游物外的主观哲学发挥到了极致。老庄的自然哲学说与精神自由说，对儒家的宗法伦理说与社会秩序说，是一个极好的补充，儒道互补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架。因此，它与儒家学说对世人同样有极大的影响。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外来宗教，、东汉永平年间，天竺僧人竺法兰和迦叶摩腾，白马驮经，来到了东汉都城洛阳，在洛阳城西门外建立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后世称白马寺为佛教祖庭。佛教在与魏晋玄学的融合中，产生了中国的禅宗。天竺僧人达摩，北魏孝昌四年(527年)入主篙山少室山下的少林寺，开创了中国的禅宗教派，因此，少林寺也被称为是佛教禅宗的祖庭。佛教的禅悟与慈善，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维与道德起着辅助的作用，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唐代河洛地区还出了不少著名的道家思想家与佛教高僧。最著名的有道教正一派第四代传人温（今河南温县）人司马承祯，他曾多次出入宫廷，受到武则天、睿宗和玄宗的尊崇，成了帝王之师。他的“坐忘论”使唐代的道教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对盛唐道教的兴盛影响很大。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人玄奘，在贞观三年（629年）独自一人越过渺无人烟的戈壁沙漠和万水千山西行到天竺国求法，经过十七年的千辛万苦，求来了657部佛经，花了十九年功夫翻译了《大般若经》等75部，共1331卷佛经，并建立了中国佛教的唯识宗。在河洛地区还有许多道教、佛教名胜，全国闻名。在道教方面有唐代洛阳的玄元皇帝庙、济源王屋山的阳台宫和篙山下的篙阳观等。在佛教方面有龙门的奉先寺，篙山的永泰寺、法王寺、篙岳寺，巩县的石窟寺等。杜甫在青少年时代就接触过道教与佛教，写了《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游龙门奉先寺》等诗。天宝三载，李白辞京还山，路过洛阳时与杜甫相会，杜甫想追随李白一道去“相期拾瑶草”，去求仙学道，他还与李白结伴一起到王屋山的小有清虚洞天访问过道士华盖君，因华盖君已死，才打消了他求仙学道的念头。杜甫的晚年思想上有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痕迹。他曾说过：“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可见佛教思想对他的影响之深。这与他早年受到河洛地区道教与佛教文化的影响有关。

 

二、杜甫诗歌与河洛诗学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河洛地区的诗学也一向处于领先地位。尧舜时代的《击壤歌》，《周易》中的古谣谚，连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经》都是以韵语写成的。《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大部分都是中原地区的民歌，《周南》和《召南》更是河洛地区的诗歌。汉代的乐府诗，也大多是收集河洛地区的民歌，如《东门行》、《战城南》、《饮马长城窟行》等。东汉的五言古诗《十五从军行》、《古诗十九首》等，也多是写于洛阳附近。东汉的诗人张衡（南阳人）、蔡文姬（陈留人，今河南开封东）、魏晋北朝时期的诗人阮籍、左思、庾信等人，他们或是河洛地区的人或是长期在洛阳任职，他们的诗歌都对杜甫的诗歌创作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如杜甫的旧题乐府诗《前出塞》、《后出塞》、新题乐府诗《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的创作，都受到汉乐府《东门行》、《饮马长城窟行》及古诗十九首现实主义诗风的影响。蔡文姬的《悲愤》诗、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庚信晚年在北朝的诗歌对杜甫的咏怀、咏史及近体诗的创作，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左思的《三都赋》对杜甫的赋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初唐诗人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张说等诗人，在武周时期都曾在洛阳朝中任职，他们在近体诗的创作方面都起着开创作用，对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及排律的创作，起着示范作用。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他是初唐“四友”之一，五律和排律在他的手中基本上已经定型，七律也有开创之功。他的五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被明人胡应麟评为初五言律第一（见《诗薮》内编卷四）。杜甫对这位诗人祖父充满着敬佩与自豪，曾屡次在自己诗中表达“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的《守岁侍宴应制》、《大酺》己是格律谨严的七律诗。他的排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是首长达四十韵的长律，为初唐最长的排律。杜甫在《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曾提到这首诗说：“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对诗的艺术成就作了高度的评价。与杜审言同朝为官的沈佺期（河南内黄人）、宋之问（河南灵宝人），皆是律诗的奠基人，初唐律诗的完善和定型基本上都是在他们手中完成的。陈子昂虽然不是河洛地区的人，但他长期在武则天朝中任职，与河洛诗人关系密切。他是初唐诗人中以“复古”为革新的旗手，他提倡汉魏风骨和“兴寄”，为盛唐诗人以骨力雄健、气象恢弘的诗风开辟了方向，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为杜甫的富有思想内涵和风格沉雄雅健的诗风，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五律诗，也对杜甫律诗的创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洛阳人张说，身居宰相高位，是盛唐一代文坛盟主，对盛唐诗的兴盛和发展，起着巨大的组织和推动作用。洛阳人王湾，他的《次北固山下》一诗，久负盛名，张说曾将其诗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书写在政事堂的屏风上，以示能文，令为楷模。盛唐时中原诗人名家辈出，如崔颢（汴州人）、李颀（河南颍川人）、祖咏（洛阳人）、岑参（南阳新野人）、贾至（洛阳人）、刘方平（洛阳人）等。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对杜甫产生影响。如贾至、岑参还与杜甫在肃宗时同朝为官，相互酬唱，同题赋诗。

盛唐河洛诗人群元结（河南鲁山人）、王季友（洛阳人）、张彪（颍、洛间人）、孟云卿（洛阳人）等人都对杜甫的注目现实，关心民瘼的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诗风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元结是这派诗人的领袖人物。杜甫对他特别赞赏。他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序中对元结的《舂陵行》诗赞道：“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委婉顿挫之词”，将元结这派关心民间疾苦的现实主义诗人引为同道和知己。

总之，杜甫的诗歌家学渊源及河洛地区的注目现实、关心民瘼的现实主义诗学传统和河洛诗人对近体诗形式格律的探索与贡献，对杜甫现实主义写实风格的形成及近体诗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起着重要的奠基与诗学文化氛围的熏陶作用。

 

三、杜甫在河洛地区的诗歌创作

 

杜甫在天宝十一载以前，写诗约有一千多首。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臣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可惜这些诗后来大都失存了。在他的诗集中，在其家乡河洛地区所作的诗歌，只有三十余首。他在天宝四载入长安之前的诗作，现存二十七首，大部分都写于河南。

杜甫少年时期所作的诗今皆不传。从他后来的回忆可看出，他早年主要是读书与学习写诗。他晚年在《壮游》一诗中回忆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到了十四五岁，他已颇为文坛宿儒所注目：“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崔、魏是指当时的郑州刺史崔尚和豫州刺史魏启心。十四五岁即能够得到郑州与豫州两位刺史的赞扬，可见杜甫这位少年诗人，在当时是非常杰出的。当时的名士李邕和王翰曾经屈驾与少年杜甫交往：“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甫对这几位伯乐识人的前辈，心怀感激。其实，杜甫虽少年老成，但仍是个孩子。他常与家乡的村童一起玩耍：“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杜甫少年丧母，有很长时间在洛阳仁风里的二姑家寄养。他对洛阳的风光名胜十分熟悉。洛阳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在杜甫看到时才竣工五六十年。当时龙门的许多佛寺建筑都是十分壮丽的，给杜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龙门》）他还在龙门奉先寺住了一宿，写下了《游龙门奉先寺》诗一首。他还游过洛阳的玄元皇帝庙，在庙中他看到了盛唐时著名画家吴道子的道教壁画《老子化胡经》及“五圣真容图”：“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扬。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滚，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旗尽飞扬。”（《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此间，他还与当时的名流与达官结交，曾经到洛阳岐王李范与崔涤宅邸中去听著名的宫廷歌唱家李龟年唱歌。杜甫晚年在长沙见到了流落在那里的李龟年，曾写下了一首诗《江南遇李龟年》，诗中写道：“岐王殿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回忆了当年在洛阳的事。杜甫青年时期所作的《房兵曹胡马》、《画鹰》、《过宋员外之问旧庄》、《假山》）．《重题郑氏东亭》也都是河洛之间的作品。《房兵曹胡马》、《画鹰》等诗与《望岳》一样，都是杜甫青年时期的代表作品。诗中充满着许身报国，驰骋风云，鹰扬九州的雄心壮志和远大理想。

天宝三载，李白辞京还山，在归途洛阳遇到了杜甫。两人一见如故，成了至交。杜甫见到李白感到十分高兴，在他后来在《寄李白二十二韵》中高兴地说李白“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二人后来结伴一起到梁宋去游览，在开封遇到了在此游历的诗人高适，三人一道登吹台饮酒赋诗，慷慨怀古。李白作有《侠客行》、高适作有《古大梁行》。杜甫当时作的诗没有流传下来。在他后来所作的《遣怀》诗中回忆道：“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之后，杜甫还同李白、高适一道同游宋城（今河南商丘市），一起凭吊梁孝王的梁园平台遗址，围猎孟诸野大泽。李白有诗《梁园吟》、《秋猎孟诸野》等诗，高适有《宋中》等诗记其事。杜甫后来回忆道：“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桑枯叶如雨，飞藿共徘徊。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昔游》）后来，李白、杜甫与高适告别，还一同游了任城（今山东济宁）和兖州，甚为快意。天宝四载秋，二人在兖州泗水边依依惜别，李白写了一首《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一诗相赠，杜甫此间也写了一首《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的诗。并写了《赠李白》一诗相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二人分手后，从此便再没有见面。

天宝五载，杜甫全家去了长安，从此离开了河洛故乡，开始了长安十载“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客居生活。直到安史之乱后的乾元元年(758年)，杜甫被贬官华州司功参军，其年冬，他离开华州，回洛阳探亲。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河洛故乡。

在由从洛阳回到华州的路上，杜甫途经新安、陕县、灵宝、潼关等地，亲眼目睹了家乡父老饱受安史之乱的苦难生活与兵燹之灾，使他写下了《赠卫八处士》、《观兵》、《得舍弟消息》、《不归》、《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遇孟云卿》、《阌乡姜七少府设脍戏赠长歌》、《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李鄂县丈人胡马行》、《洗兵马》，“三吏”、“三别”等诗篇。在这些诗中，大都写亲友在战乱中所受兵燹与家庭别离之苦，朋友相聚之难，官府抓丁之惨状，百姓渴望平叛之殷望。其中《赠卫八处士》中写战乱中亲友死亡过半，朋友相见恍如梦中，“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是何等感伤！“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好不容易见面，就又要匆匆离别，从此相见无日矣。写出了战乱中人民的大悲大哀，真使人“欲歌、欲哭”（《唐诗归》评语）。《洗兵马》一诗，是杜甫在洛阳听说长安收复的消息后而作的。诗中既有对平叛胜利消息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对刀剑化耕犁的美好愿望，更多的是对朝廷小人窃位、朝政腐败的无限忧虑。这是一首表现杜甫高度的爱国主义和清醒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好诗，在艺术成就方面，它既有七言古诗的浏漓顿挫，纵横排宕，又“句似排律，自成一体”（《杜臆》卷三），此诗被王安石誉为是杜诗的“压卷”之作。

“三吏”、“三别”这组诗，是杜甫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在这组诗中，杜甫既揭露了胡兵在安史之乱中对人民群众烧杀抢掠，造成村庐成墟，生灵涂炭的罪行，又暴露了官府在征兵过程中对百姓的凶残暴虐行为。他对征兵的百姓十分同情，此为忧民；又希望百姓能够体谅国家的困难及征兵御敌的必要，此为忧国。这二种思想感情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难得的是杜甫能够将二者十分成功地兼顾在一起，既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社会现实，又恰切地表达了人民大众在国难当头之时的识大体，顾大局的爱情主义高尚情操。这些诗写得既符合历史真实，又表达得合情合理，思想感情写得是如此的深刻真诚，内容与艺术形式结合得如此之完美，一千多年来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现代著名的杜诗专家萧涤非先生评价说：“从杜甫本人创作过程来说，则是他现实主义的一个光辉顶点，是他那‘穷年忧黎元’的进步思想和‘毫发无遗憾’的艺术要求高度结合的典范。”（《杜甫诗选注》第112页）

杜甫的诗歌创作是从其河洛家乡为起点的，他从一个普通诗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杰出诗人的飞跃，也是在河洛故乡的土地上完成的。他的成长和成名，他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都与养育他、滋润他的河洛大地与河洛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河洛家乡与河洛文化是杜甫诗歌的“源”和“本”。

注释：

[1]经考古证明，夏朝大禹始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后迁阳翟，（今河南禹县）均距洛阳不远。夏启之子太康，都斟鄩（今河南偃师县二里头村）。商灭夏后，都西毫（在今河南偃师尸沟村），离夏都斟鄩不远。斟鄩和西毫均属河洛地区。周武王灭商后，起初准备在洛阳建都，“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左传》宣公二年），后成王即位，“使召公复营洛邑”，洛邑分为主城与下都二部分，下都亦名为成周。从成王起，西周有十代帝王曾来洛邑居住并施政，西周实行的是一国两都制。

Abstract

Du Fu is the person of the area of He-luo. His thought and poems is affected by the culture of He-luo and the tradition of poetry deeply. He has lived 35 years in the area of He-luo, setting and forming his writing or painting realistically poetry's style of realism for concerning to the societal flesh and blood with the people's sufferings. He has written a passel of preeminence works for reflecting the societal flesh and blood.The home in He-luo and the culture of He-luo are fountain and root of Du Fu's poetry.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