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河洛文化；中心性；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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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河洛”，就是指以古都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游与洛水交汇之流域。所谓河洛文化，就是指孕育、产生、繁衍于河洛地区的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并在中华古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形成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区域性传统文化。它素称中华文化之核心，华夏文明之源头，渊源久远，博大精深，与其他地域性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在河洛文化众多独特的性质中，唯有中心性这一特点显得最为突出。
所谓“中心”，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与四周距离相等的位置，也就是指某事物的中央；二是指在某一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也就是指某事物的核心部分。只有完全具备了以上这两个方面的特点，我们才能说这个事物具有“中心性”这一特点。而河洛文化与其他地域性传统文化相比，不但充分具备满足具有“中心性”这一特点的所有条件，而且还表现得更为显著。
一．地理的中心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唐（陶唐氏）、虞、夏、商、周各代都曾屡次迁都，但其范围主要还是在黄河中游与洛水交汇处的广大地域。就经纬度来说，大致在北纬34’39－35’01、东经111’53－112’29之间，正好位于祖国大陆的腹心位置，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原。而位于中原地区之中央的，就是以古都洛阳为核心的河洛地区。所以，司马迁称河洛地区为“天下之中”，是非常正确的。
同时，在《史记?周本纪》中对此也有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阳，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通过这段话，说明西周之所以把都城定于洛阳，并不只是因为这里易守难攻，地势险要，而是主要考虑到这里位于“天下之中”，便于四方诸侯的往来相聚、纳贡入赋。而且，这也成为很多王朝后来建都洛阳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有“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雒（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的话，《唐书?太宗纪》中说“洛邑土中，朝贡均道”，宋人李格非也说“洛阳天下之中，挟崤渑之严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由于河洛地区拥有位于“天下之中”的独特地理位置，所以从遥远的古代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在炎黄子孙的心目中，便形成了“洛阳是中心”的思想观念。据传说，大禹治水之后，划定九州，河洛地区为豫州，地处九州之中，通称中州、中原，也称中土。而且，古代所称“中国”一词，其本意也是指以古都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也与河洛地区位居“天下之中”有着很大的关系。这在1965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青铜铭文和《逸周书?作雒（洛）》中均有详细记载。
二、政治的中心
由于河洛地区拥有位于“天下之中”的独特地理位置，便于四方诸侯的往来相聚、纳贡入赋；再加上洛阳地势险要，自然条件优越，东有虎牢关可以扼守，西有崤山、函谷关作为屏障，南有中岳嵩山和伊阙关成为天然的门户，北有太行山和黄河天险作为自然城防，自古便有“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的美誉，所以，河洛地区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和著名的古战场，也自然成为历代王朝建都立国的理想之处。所以，西晋大文学家左思才会在让“洛阳纸贵”的《三都赋》中说“河洛为王者之里”。
“洛阳自古帝王州”，从中国古代第一个王朝――夏朝开始，先后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等十三个王朝建都于此，历经大约1600年左右的时间。此外，西汉（含新莽）、后赵、北周、后汉、后周、北宋、金等朝代也曾经把洛阳作过陪都，民国时还曾把洛阳作过国民政府的行都。在中国七大古都中，洛阳建都时间最早、历时最长、朝代和帝王最多，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洛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政治中心，中国古代社会的兴衰治乱、政治风云变幻、人间喜怒悲欢均主要策源于此。司马光曰“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李格非云“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侯也”，都是说的这个意思。
另外，大家还都知道一个事实：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朝代的都城，并不仅仅只是其政治的中心，还在很大程度上会是经济、文化、交通、教育等方面的中心。所以，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洛阳使河洛文化的中心性有了更多具有说服力的内容。
三、文化的中心
由于洛阳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定都于此，作为国家的中心，一直以来吸引着大批的士子文人聚集于此，或为求学问道，或为彰显才华，或为谋取功名，从而使洛阳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历代以来，众多的文坛泰斗、科学巨匠和鸿生巨儒都曾在洛阳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或生于河洛，长于河洛，如伊尹、苏秦、贾谊、玄奘、杜甫、韩愈、李贺、刘禹锡、元稹、程颐、程颢、陈与义等等；或长期居于洛阳，或终老于洛阳，如周公、老子、张衡、班固、王充、蔡伦、许慎、孔融、蔡邕、曹植、马钧、左思、狄仁杰、白居易、赵普、吕蒙正、邵雍、司马光、种师道等等，所以才使洛阳素有“洛阳富才雄”、“洛阳出才子”、“汉魏文章半洛阳”的美誉。而且，由于这些人大多或为当时先进知识和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或因某一方面的成就卓著而千古盛名不衰，因此，才使洛阳成为天下士子文人一直以来都心向往之的文化圣地，也使中国古代的哲学、科技、教育、文学等领域中的许多重要成就都离不开洛阳，更使洛阳成为了中华民族大约3000多年的文化中心。
“河图洛书”的传说，说明洛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光辉起点，是中华文化的摇篮。春秋时期，老子久居洛阳，作为柱下史管理周王室的图书典籍，孔子曾不远千里“入周问礼”。这两位中国古代哲学鼻祖式人物的会晤，成为了我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后来，老子成为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成为儒家学派的鼻祖。所以说，儒学渊源于洛阳，道学兴起于洛阳。“白马驮经”的故事始于东汉明帝，洛阳的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所以，佛学的传播应始于洛阳。程朱理学的奠基者程颐、程颢是洛阳人，宋代理学的传播是以洛阳为发源地的，所以，理学也应创始于洛阳。经学虽始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经学能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地位被不断地抬高经学，乃至发展到其繁荣昌盛达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境地，则是在东汉时期，而东汉的都城在洛阳，所以，洛阳对经学的传播也贡献颇多。另外，魏晋玄学的代表性人物是阮籍和嵇康，均长期居住于洛阳，而且洛阳也是玄学当时产生、发展和传播的中心，所以说玄学应形成于洛阳。因此，中国古代传统的儒、道、佛、理、经、玄六大思想学派均与洛阳有着至为亲密的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洛阳曾处于中华民族思想方面的中心位置。
文学方面，从贾谊的“西汉鸿文”，到“建安七子”的慷慨悲凉、刚健沉雄；从张衡的《二京赋》号称“长篇之极轨”，到左思的《三都赋》曾使“洛阳纸贵”；从诗圣杜甫与诗仙李白的“洛阳相会”，到白居易与刘禹锡的“洛阳唱和”……其他再如“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元稹、韩愈、李贺、范仲淹、司马光、梅尧臣、苏轼、文彦博、元好问、王世贞、马祖常等均在河洛大地上留下了无数千古佳话和瑰丽篇章。
史学方面，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欧阳修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都创作于洛阳，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也与洛阳有着很深的关系。
其他，诸如张衡发明地动仪、浑天仪，蔡伦造纸，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第一部小说集――《周说》，科技著作《九章算术》、《齐民要术》、《水经注》等均问世于洛阳。
总之，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主要学派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古代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技成就，均与洛阳有着至为紧密的关系，从而也奠定了河洛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的突出地位。
四、教育的中心
河洛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心，与洛阳自古“为王者之里”，长期是国家的都城有着重要的关系。因为，作为都城，洛阳有着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有着国家最高的教育机构和最高等的学府；第二，聚集着大批学识渊博的文人才士，这些人都是天下求学之人“高山仰止，景行行之”的理想老师；第三，作为文化的中心，可以使求学之人在这里接触到最为渊博、先进的文化知识。另外，再加上河洛大地上有着太多吸引求学问道之人的辉煌灿烂之处，也使得天下好学之人无不对这里心向往之。
夏、商、西周三代的教育，由于深受奴隶制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制度的影响，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政教合一“的特点，从而决定了学校教育不可能以“私”的形式出现，而只能以“国”的形式存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官学”和“学在官府”。当时，没有专门的教育场所，都设在官府；大都没有专门的教师，是以吏为师。而且，不但学校是国有的，就连书籍和文具也是官有。所以，作为政治的中心，洛阳自然也就成为了当时的教育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社会趋于解体，使“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已经无法维持，私学成为当时主要的教育形式。但是，在当时所有的老师中，老子是最著名的。作为东周柱下史的老子，负责管理周王室的图书典籍，曾长期居住于洛阳。他是当时一位知识非常渊博的大学问家，熟于掌故，精于历史，明于天道，虽未像后来曾问礼于自己的孔子那样开馆设教，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大力兴办私学的人，但他在居官时也曾收徒讲学，也曾有无数向其求学者慕名而来，甚至在他离开洛阳后的游历期间也不断有人向他求教。可见，在私学这种教育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老子可谓开了风气之先。
西汉时期产生了太学，有了专门的教育机关，但规模很小。后来到了东汉，位于洛阳的太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历史最长的一所中央大学，举世闻名，而且，东汉洛阳太学还有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教学计划、教学方法，为后来隋唐学校的大发展了开辟了道路，标志着中国高等学校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后来在汉灵帝时，在洛阳又创办了鸿都门学，这是中国第一所专门性的大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所国立文学艺术专科学校。无论是在学习的内容方面，还是在学习的形式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开创意义。另外，当时的洛阳还有贵胄学校、宫廷学校等，学校教育相当发达。公元278年，西晋又在洛阳设立了国子学，这是中国国子学的开始。在北魏时，洛阳仍有太学、国子学，为动乱社会中的求学之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之地。
南北朝时期，学校时行时废。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作为隋唐的东都，洛阳的学校教育相当发达。隋唐两代均在东西两都设立国子寺，后改为国子监，置祭酒，这是中国历史上设立专门行政教育机关的开始。等到后来隋炀帝迁都洛阳，更是真正把洛阳的国子学、四门学办得有声有色。唐代在洛阳设立的学校特别多，而且门类齐全，管理严格。公元662年，东都洛阳设置国子监，分别于西都长安领导官学教育。东都国子监统领东都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另外，东都洛阳除设立了六学，还设有广文馆和崇玄馆。这些学校招生人数有规定，学习内容非常全面，而且大多还都是专业教育，这标志着中国学校教育的一大进步。
北宋洛阳处于陪都的地位，但作为西京，洛阳仍不失为全国的文化学术研究中心和教育中心。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使洛阳文化底蕴丰厚，聚集着大批文化精英。《说郛》中说：“洛阳衣冠之渊薮，王公将相之圃第，鳞次栉比。”富弼、文彦博、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以及程颐、程颢、邵雍等名士巨儒都云集洛阳，吸引着大批好学之士纷至沓来。另外，宋代洛阳设有中央官学国子监，置国子学，也吸引着大批官宦子弟前来求学。
所以，称洛阳为中国古代教育的中心，不甚为过。
五．交通的中心
河洛地区不但在历史上相当长的的时期内，曾经是我国政治、文化、教育的中心，亦是道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
洛阳地处华夏大地的腹心位置，西接秦陇，北通幽燕，南抵江淮，东邻齐鲁。它北有芒山屏障，孟津是黄河的古渡；南有伊阙关耸立，是通往江汉的要道；东南有轩辕关，是直达江淮的战略要地；西有秦岭在望，函谷、崤渑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关口；东有嵩岳峻极，虎牢关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再加上伊、洛、 、涧诸水纵横流贯，使得洛阳成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自古就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之说。同时，也正是因为洛阳有着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也使其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堪称中国古代的军事中心。所以，宋人李格非说：“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远在西周初期，在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交通网，国内干道四通八达。它以洛阳为中心，驰道驿路，其直如矢，无远不达，除可以通达全国各地外，还一直不断延伸，西可以至中亚、西亚各国，南可以达中南半岛，东北直至朝鲜。而且，后来以洛阳为东端起点的“丝绸之路”，早在汉、唐时期，就已经成为途经长安（今西安）、河西走廊、新疆，西去中亚、南亚和西亚，最后直驰地中海东岸欧洲各国的重要交通要道，真是明驼宛马，络绎不绝。它作为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把古老的中国文化与古老的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连接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另外，洛阳地处黄河中下游，伊、洛、 、涧四水汇流其间，河渠纵横，水源充足，因此，使得古代洛阳的水上交通非常便利。尤其在没有铁路运输，公路运输量小且价高的情况下，水运成为非常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从而使得洛阳成为中国古代的交通中心这一事实更显得极为突出，同时，也为洛阳成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洛阳的漕运极为发达。秦汉时，洛河水上交通十分繁忙，“大船万艘，转漕相过”，“航运贸易遍于三江五湖”。西汉时，长安的粮食大都经洛阳西运，每年多达400万石。东汉时，河洛水运东达河济，南到江淮，洛阳城东太仓附近的码头，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内河码头。北魏时，黄河南北广修水渠，北可至华北平原，南可达长江流域。贯穿祖国南北的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东达于海，西至关陇，南下苏杭，北朔幽燕，全长四千多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洛阳的停泊区内集天下之舟船，舳舻相接，帆影联翩，填河漫路，一片繁忙景象。北宋初年，洛阳仍很繁荣，是京西、陕西、河东向汴京运送物资的交通枢纽。元代之后，黄河、洛河、伊河，依然常年通航。只不过元代会通河开通之后，运河从山东拉直，致使洛阳漕运地位丧失，交通运输的中心地位也就大为减弱了。
不过，当今的洛阳由于地处中原，具有东西过渡、南北贯通的居中区位，因此，仍然是我国中部地区重要交通枢纽。目前，洛阳与华北、华南、华东、西北都有铁路和公路联系，并通过亚欧大陆桥连通欧洲大陆。境内陇海、焦枝两大干线铁路和连天(310)、锡海(207)两大干线公路双十字交汇，公路交通四通八达，开(封)郑(州)洛(阳)三(门峡)高速公路，洛界高速公路横亘北部发达区，是重要的人流和物资集散地。
此外，洛阳还曾是中国古代的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中心，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不过，通过对以上五个方面的论述，足以说明河洛文化在中心性这一特点的表现上极为突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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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The Centre Nature Of The Heluo Culture
SI Quan-sheng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Luoyang Normal College,Luoyang 471022,Henan)
Abstract: The so-called "The Heluo culture of the root ", as the Chinese source of culture, the origin of The Heluo culture is remote, of extensive knowledge and profound scholarship,compared with other reg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 is very big difference. But in the numerous unique nature of The Heluo culture , only this characteristic of centre nature seems the most outstanding . Because the position that the Heluo area lies in the middle of earth of China that it is taking Luoyang of ancient capital as the centre on one hand . On the other hand, in China's ancient history, Luoyang was not only onc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nation, the centre of the culture ,the centre of the economy, but also once the centre of the education , the centre of the traffic , the centre of the military when the respect. So, no matter it is in every aspects, Luoyang of ancient capital all once had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he Heluo culture; the centre nature; Luoyang
（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供稿）
收录于《根在河洛――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