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河洛地区移民简论

北宋时期河洛地区地理范围图表

　　北宋时期，河洛地区是宋代移民的主要区域之一。所谓移民是指"以改变定居地点为目的而进行的跨地区、跨国界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它既包括由各种灾变而引起的流民，也包括国家、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或军事目的而组织的有计划的人口迁移"。[2]就北宋时期河洛地区的移民而言，它既包括宋政府因政治、经济、军事、灾荒等因素而组织的移民，也包括居官、致仕、戍守避难等而移居当地的人口。

　　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导致河洛地区人口锐减，地广人稀，劳力缺乏，经济凋敝，这是北宋政府移民河洛的客观原因。唐朝中后期的安史之乱，给河洛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深重灾难。史载"自东都（洛阳）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多有盗贼。"[3]百姓除部分死于战火之外，不少人辗转漂泊，流离失所，成为流民。诚如《旧唐书•地理志》所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湖湘"。五代十国时期，河洛地区又成为军阀割据称雄的舞台，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经过多次的战争摧残后，河洛地区"圜幅数千里，殆绝人烟。"[4]长期的战乱使得河洛地区人口大量迁徙，人烟稀少，经济凋敝。北宋初年河洛地区的经济一直未能恢复到隋唐时期的水平。宋太宗时期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5]《宋史•地理志》对河洛地区评价到："东暨汝、颍，西部陕服，南略鄢、郢，北抵河津………（洛阳）土地褊薄，迫于营养………唐、邓、汝、蔡率多旷田"。包括河洛地区所在的大部分京西路经济贫瘠，人口稀少。甚至到宋仁宗时期，河洛地区的中心河南府洛阳"民性安舒，而多衣冠旧族。然土地褊薄，迫于营养。"[6]"河南虽赤县，然征赋之民，户才七八千，田利之入，率无一钟之亩，人稀，土不膏腴。"[7]郑州（今河南郑州）"南北更无三座寺，东西只有一条街。四时八节无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除了一些来往使节之外，更是人迹罕至。汝州（今河南临汝）"境土多榛莽，民力不足。"[8]总体而言，北宋中期以前，河洛地区地广人稀，农业生产比较薄弱。为了发展河洛地区的农业经济，宋政府将大批流民迁入到当地。

　　河洛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吸引移民到来的重要原因。河南府洛阳"山水，风物甲天下"，[9]宋代文学家常常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加以吟咏。

　　洛阳古帝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广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冈峦靡迤，四顾可挹，伊洛瀍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盛，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家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10]

　　夫洛阳，帝王东西宅，为天下之中，土圭日影得阴阳之和，嵩少瀍涧钟山水之秀，名公大人为冠冕之望，天匠地孕为花卉之奇。加以富贵利边，优游闲暇之士配造物而相妩媚，争妍竞巧于鼎新革故之际，馆榭池台、风俗之习、岁时嬉游、声诗之播扬、图画之传写，古今华夏更莫比。[11]

　　洛阳乃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有伊洛瀍涧的潺潺流水，嵩岳少室的钟灵毓秀，园林台榭的鳞次栉比，王公贵族的争妍竞巧，可谓名士荟萃的风水宝地。宋立国以后将其作为别都，谓之西京。孟州（今河南孟州东南）位于太行山以南，"得太行障其后，故寒稍杀，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远似江南云。"[12]济源（今河南济源）"县僻人事少，土肥风物殊……竹不减淇水，花仍似洛都。"[13]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自然吸引了大批致仕官员来此定居，司马光、文彦博、富弼、范仲淹等齐聚于此，他们或诗词唱和，游山玩水，修筑园林，增添了河洛的魅力。

　　此外，西京洛阳是九朝古都，风水较好，"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历来是许多文人士大夫的夙愿。唐人张籍有诗云"洛阳北门北邙道，丧车辚辚入秋草。车前齐唱'薤露'歌，高坟新起白峨峨。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阳城中人更多。"葬在北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宋代河洛地区又是皇家园陵所在地，葬在此地更是极其荣耀的事。北宋开国宰相赵普、太宗时期名将曹彬、真宗名相寇准、仁宗名相范仲淹均葬于斯。为了能完成夙愿，一些官员致仕后便卜居此地。如范仲淹"文正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游逸之地。"[14]李继勳"大名元城人……太平兴国初，加兼侍中，俄以疾求归洛阳。许之，赐钱千万，白金万两。"[15]移居洛阳当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二

　　北宋时期河洛地区的移民来源主要有周边国家的降民、因自然灾害而迁入的平民、致仕或卜居西京的官员和士大夫等三种途径。960年北宋建立，为了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宋太祖和他的弟弟赵光义南征北战。为削弱敌国，他们接受了谋士的建议，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即大规模地将周边国家的降民迁徙到内地。史载，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久攻太原不下，"河东外有契丹之助，内有人户输赋"，"窃恐岁月间未能下"。绛州（今山西新绛）人薛化光向朝廷建议"凡伐木，先去枝叶，后取根柢"。在设据点阻断契丹援兵的同时，"起其部内人户于西京、襄、邓、唐、汝州，给闲田使自耕种，绝其供馈。如此，不数年间，自可平定"。宋太祖接受了薛化光的建议，"徙太原民万余家于山东、河南，给粟……用绛人薛化光之策也。"[16]后来，宋太祖攻破雁门关后，"尽驱其（北汉）人民分布河、洛之间，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17]大规模地迁徙太原降民于河洛地区，使北汉政府元气大伤。据《宋史》记载，仅此一次就迁徙北汉降民48000余口。[18]宋太宗即位后沿用了乃兄的政策，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攻下太原，"毁太原旧城，改为平晋县。以榆次县为并州。徙僧、道士及高赀者于西京。"[19]把僧道和一些富家大户迁到洛阳。雍熙三年（986）七月，宋太宗讨伐契丹，派枢密都承旨杨首一等赴并、（今山西大同）代（今山西代州）等州，"徙山后诸州降民至河南府、许、汝等州。"这次迁入到河洛地区的移民达8236户，78262口，牲畜40余万头。[20]这种大规模地迁徙周边降民的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宋仁宗时期。庆历二年（1142），仁宗下诏："诏陕西蕃族内附而无亲属者，并送京西州郡，处以闲田。"[21]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普通降民移入河洛外，也有一些贵族移民当地。如，宋太宗攻下吴越后，将其国主钱俶迁到西京洛阳，随行的还有后来《太平寰宇记》的作者乐史。[22]总之，宋初直到仁宗时期的移民政策，虽带有强烈的政治和军事意义，但河洛地区的地广人稀、劳力缺乏则是宋政府移民当地的客观原因。从其迁入地来看，基本上集中在京西路所在的河洛地区和京师开封（南方诸国的国主，贵族主要迁到开封所在的京畿地区）。大量的人口迁出，削弱了周边国家的军事力量，减少了其税收来源。对迁入区而言，大大增加了人口和劳动力，"西北之人，勤力谨俭，今以富称于乡里者，多当时所徙之民也。"[23]移民不仅自己致富发家，也为河洛地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北宋时期，其他州县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河洛地区的移民大量增加。宋代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极为频繁的时期。据康弘先生统计，宋代长达320年的时间里，发生水患465次，旱灾382次，蝗灾108次，大的瘟疫40次，[24]每一次大的自然灾害都会导致大批流民流离失所。尤其是水灾，几乎每年平均1。5次，不仅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还使许多人丧失家园。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宋代水患主要发生在黄河下游的澶州、河北境内，而河洛地区所在的大部分中游地区相对较少。因此，为了躲避水灾，有些人自发地移民河洛。如宋人王速的祖先和北宋名臣李清臣，均原居河北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避大河之患"，分别迁居洛阳和偃师。[25]当然，这不是河洛地区移民的主流。北宋时期，为了躲避自然灾害，宋政府常常将受灾群众移民到河洛地区。如天圣七年（1029），契丹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很多流民越过界河，流落到河北境内，宋仁宗"乃诏转运司分送唐、邓、襄、汝州，处以闲田，所过州县给食，人二升"。[26]到了仁宗庆历年间，河洛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地区的移民大量增加，"颍许之人，转流而占籍者，岁岁加益。"[27]每年都有大量移民迁入当地。宋神宗元丰七年，河东路大旱，经略使王居卿言道："诸州多流人往西京，乞赈济下等户，仍权住诸司籴买，俟岁丰计置。"[28]要求政府赈济灾民。当然，政府将大量流民安置在河洛地区，除了当地水患较少外，还和这一地区地广人稀，"多旷土"有关。如宋真宗年间河北发生了水灾，朝廷下诏允许来自河北的饥民在"境土多榛莽，民力不足"的汝州占垦荒地，在地方官的召集下，"至者如归"。[29]

　　外地官员和士大夫的移居河洛也是当地移民的来源之一。前文提到，河洛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景观吸引了许多士大夫或致仕官员来此定居，颐养天年。如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在三十岁时"游河南，葬其亲伊水上，遂为河南人……名其居曰'安乐窝'，因字号安乐先生"。与退居河洛的司马光、富弼、吕公著诸贤"恒相从游。"[30]洛阳是北宋理学的中心，"贤士大夫多居之，而且"其后居者众"，竟使得洛阳"物益贵"。[31]元丰年间，司马光、富弼、文彦博等朝廷重臣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和，离任后移居洛阳，"自余士大夫以老自逸于洛者于时为多"。此三人与其他士大夫共11人组成"洛阳耆英会"。[32]司马光那部名传千古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就是移居洛阳时编纂而成的。

　　宋徽宗时，由于皇族的人数大增，为了减轻京师开封人口的压力和财政困难，徽宗诏令一部分宗室迁居洛阳，谓之"西外"。[33]为此，宋政府还成立了西京宗正司及敦宗院专门管理这些宗室移民。[34]这一时期迁居西京的宗室人数因史料缺乏尚不得而知，但其人数想必相当可观。笔者据吴松弟先生绘制的《靖康乱后南迁的北方移民实例》表不完全统计，靖康之乱后河洛地区迁居东南有名字可考的宗室人数：平江府（今江苏苏州）11人，绍兴府（今浙江绍兴）11人，明州（今浙江宁波）24人，南方不明地区52人。[35]其中南宋的第二代皇帝，也是南宋历史上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宋孝宗，就是从西京迁入杭州的宗室移民后裔。可见，这些西迁的宗室士大夫有着良好的教育和较高的素质，他们的到来无疑有利于河洛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

　　北宋中后期，由于大批官员、宗室和士大夫的到来，洛阳和许昌并称为"士大夫之渊薮"。[36]河洛地区多名园古刹、名山大川，退居河洛的元老们在这里流连忘返：至龙门或歌吟登山，浸淫在佛教文化的香烟袅绕中；或荡舟于伊河之上，与清风明月作伴；或徜徉于嵩山少林，聆听这里的晨钟暮鼓。他们每次出游，百姓随而观之，场面极为壮观，成为西京一道令人瞩目的亮丽风景。[37]

　　据《宋史》和《洛阳县志》记载，北宋时期卜居或卒葬于河洛地区的达官显贵有钱俶、石守信、曹彬、潘美、张詠、范雍、寇准、范仲淹、范纯仁、文彦博、富弼、张商英、杨偕、陈希亮、吕诲、程颢、程颐、程琳、赵普、高怀德、蔡奇、包拯、曹玮等。除富弼、程颢、程颐、蔡奇为洛阳人外，其他均是移居当地的移民或死后葬于此地的外乡人。个别人生前没有完成移居河洛地区的夙愿，死后也要葬在北邙，了却一桩心愿。

　　随着大批移民的涌入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到宋神宗元丰时期，河洛地区的人口已有较大幅度地增殖。为便于说明，笔者将河洛地区部分州府的在宋初和北宋中后期的人口数额绘表如下：

表一：北宋时期河洛地区部分州府个别年份人数统计表[38]

　　需要指出的是，表一并非是全部河洛地区州县户数的统计，比如中牟县的户数因资料缺乏尚未统计进去。但就是部分统计数额，仍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如，北宋初年河洛地区主要州县的户数为204790户，到北宋中后期的元丰年间人口增长到329491户，净增值人口为124701户，增长率为61%。尤其是汝州和陕州户数增长更快，分别为1。17与1。55倍。北宋末年徽宗崇宁年间，西京河南府户数已达303495，[39]与元丰年间相比，又增加了近10万户。当然，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趋于稳定，人口也会自然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仍是河洛地区户数较大幅度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移民的大量迁入，促进了河洛地区农田的开垦和经济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北宋中后期，"京、洛、郑、汝之地，垦田颇广。"[40]宋仁宗嘉佑年间，赵尚宽、高赋先后在京西地区招募两河流民进行垦田，"益募两河流民，计口给田使耕……比其去，田增辟三万一千三百余顷，户增万一千三百八十，岁益税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七"。[41]等到他们离任时，当地户数增加了，也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税收来源。宋徽宗时，河洛地区的汝州等地随着移民的云集，土地开垦有了显著增长。如政和二年（1112）九月京西路转运使王琦说"本路唐、邓、襄、汝等州，治平以前地多山林，人少耕殖，自熙宁中四方之民辐凑，开垦环数千里，并为良田。"[42]到北宋中后期，由于移民的大规模地迁入和宋政府的积极努力，河洛地区许多州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西京洛阳到宋神宗元丰年间，已是"满川浓绿土宜桑"，[43]一改唐末五代以来的衰败景象。河洛地区北部的孟州（今河南孟州东南）据司马光记载，到神宗时期已是"土肥风物殊"。西部的虢州（今河南灵宝）经过近百年的开发，宋哲宗绍圣年间，"有洪淄灌溉之饶，被女郎云雨之施，四时无旱，百物常丰，宝产金铜，充仞诸邑；良材松柏，赡给中都……鱼肥鹤浴，依稀同泽国之风。"[44]农林牧副渔都得到了显著发展。南部的颍昌府许州（今河南许昌）和汝州（今河南临汝）也不甘落后，汝州到处呈现出"桑阴盖地牛羊困，麦秀漫山鸟雀肥。"[45]牛羊满地，五谷丰登的欢乐祥和景象。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因汝州"比岁丰登，珎祥屡发"而升为陆海军节度，[46]经济的发展促使了政治地位的提高。许州"田园极膏腴，豪吏多殖产其中"。[47]比较而言，河洛地区东部的郑州农业开发相对缓慢，直到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移民垦殖，其卤鹻之地才"悉垦为田"，[48]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需要说明的是，河洛地区经济的发展虽与宋政府的重视，实施一些惠农政策有关，但不可否认，移民的辛勤劳作仍是其经济显著提高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移民的到来促进了河洛地区文化水准的提高。如前文提到，北宋时期司马光、文彦博、邵雍等大批名师硕儒移居河洛，他们在这里潜心治学，结社集会，读书赋诗，品评人物，提高了当地的文化品位。如邵雍在这里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先天象数之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邵雍和他的先天象数之学成为今天河洛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据《宋元诗社研究丛稿》统计由文彦博、司马光等人倡导，在洛阳成立的有"洛阳五老会"、"耆英会"、"同甲会"、"率真会"等，其中耆英会影响最大。据记载，每次耆英会召开"悉聚洛中士大夫贤而老自逸者"，"各赋诗一首"。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齐聚一堂，诗歌唱和，对河洛地区文学艺术的发展当是一个很大的推动。除集会外，他们还常常游览名山大川，回来后将游览的心得结集成册。史载，司马光退居西京十五年，每次悠游山水，"凡所经游，发为歌咏，归叙之以为《洛游录》，士大夫争传之"。[49]河洛地区的许都也是一个文化重镇，号称"衣冠渊薮"。范缜移居此地时召集当地的衣冠名流成立了"飞英会"，他们在一起切磋诗文，交流心得，亦一时之盛事。[50]

　　移居河洛的士大夫还带来了大量的藏书。如司马光在洛阳的独乐园中，聚"文史万余卷"，这些书是其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资料来源。[51]原籍京东路徐州丰县（今江苏丰县）的著名藏书家李淑，其父亲年少时就迁居缑氏（今河南偃师西南），故其为河南人。李淑家藏书数万卷，依据所藏书编成《邯郸书目》10卷。[52]老年移居西京的张詠也藏有丰富的图书，史载其"平生嗜书，藏书万卷"。[53]靖康元年（1126）金军占领洛阳，"广求大臣文集、墨迹、书籍等。"[54]足见洛阳藏书名气远扬，为金军所垂涎。应该说，这些卜居洛阳的士大夫为西京地区藏书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总之，河洛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为外来士大夫提供了活动交往的平台，士大夫的交游、藏书又进一步推动了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们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提高了以洛阳为核心的河洛文化的品位。

　　1126年靖康之变，北宋随之灭亡。中原涂炭，河洛地区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原来的土著居民和外来移民纷纷逃亡江南，"衣冠人物，萃与东南"。[55]这是河洛地区历史上继永嘉之乱后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也是河洛文化的一次令人心酸的浩劫。因学者们已有诸多论述，故拙文不再赘述。

　　此文刊发于《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1]薛瑞泽、许智银：《河洛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2]丁鼎：《中国古代移民述论》，载《移民史论集》，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2页。

　　[3]董诰等：《全唐文》卷46《缘汴河置防援诏》，中华书局1983年版。

　　[4]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梁书•太祖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

　　[5]脱脱等：《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

　　[6]脱脱等：《宋史》卷85《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7]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13《东斋记》，中华书局2001年版。

　　[8]李昭玘：《乐静集》卷28《李奉议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张耒《张耒集》卷53《题吴德仁诗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苏辙《苏辙集》卷24《洛阳李氏园池诗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

　　[11]张琰《洛阳名园记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汴梁杂事》。中华书局1988年版。

　　[13]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14《寄题济源李少卿章园亭》，四部丛刊本。

　　[14]嘉庆《河南洛阳县志》卷3《宋范文正公宅》。

　　[15]脱脱等：《宋史》卷254《李继勳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1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开宝二年闰五月己未。中华书局2004年版。

　　[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正月丁亥。中华书局2004年版。

　　[18]脱脱等：《宋史》卷482《北汉刘氏世家》，中华书局1977年版。

　　[1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五月戊子。中华书局2004年版。

　　[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雍熙三年七月壬午。中华书局2004年版。

　　[2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庆历二年正月壬戌。中华书局2004年版。

　　[22]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98《宁国县太君乐氏墓志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2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8，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中华书局2004年版。

　　[24]康弘：《宋代灾害与荒政述论》，《中州学刊》1994年第5期第125页。

　　[25]楼钥：《攻媿集》卷90《王速行状》；晁补之《鸡肋集》卷62《李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7，天圣七年二月庚辰。中华书局2004年版。

　　[27]文同：《丹渊集》卷37《钱君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2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2，元丰七年正月戊申。中华书局2004年版。

　　[29]李昭玘《乐静集》卷28《李奉议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脱脱等：《宋史》卷427《邵雍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31]周南：《山房集》卷4《康伯可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68《洛阳耆英会序》，四部丛刊本。

　　[33]朱熹：《朱子语类》卷111《论才》，中华书局2007年版。

　　[34]脱脱等：《宋史》卷19《徽宗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35]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326页。

　　[36]张邦基：《墨庄漫录》，卷4，中华书局2002年版。

　　[37]洪本健：《两京地区人文自然环境与北宋大臣的致仕卒葬》，《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第97页。

　　[38]本表参考了孔辉《试论北宋时期河南地区的农业发展》（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6月硕士学位论文）相关部分。

　　[39]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46《财用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40]脱脱等：《宋史》卷85《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41]脱脱等：《宋史》卷426《高赋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4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24，中华书局1957年版。

　　[43]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14《和子骏洛中书事》，四部丛刊本。

　　[44]苏轼：《苏轼文集》卷47《上虢州太守启》，中华书局1986年版。

　　[45]陈渊：《默堂集》卷2《汝州道中呈遵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5之1，中华书局1957年版。

　　[47]孙觌：《鸿庆居士集》卷33《朱绂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脱脱等：《宋史》卷182《食货志下》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

　　[49]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4《高逸》，中华书局1981年版。

　　[50]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

　　[51]费衮：《梁谿漫志》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曾枣庄、刘琳编：《全宋文》卷859，巴蜀书社1993年版。

　　[54]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6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5]朱熹：《晦庵集》卷83《跋吕仁甫诸公帖》，四部从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