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石工墓志和石工生涯
――以石工周胡儿、孙继和墓志为中心
赵振华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河南 洛阳 4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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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代石工周胡儿出身匠人世家，服长役于官府，极其贫困，生计维艰。为逃避苛役而抛弃长安故乡，流徙洛阳定居，培育诸子延续手艺。孙济、孙继和父子为典型的城市手工业者，是洛阳市场墓志碑刻行手艺娴熟的民间石匠。孙济以铁笔谋生，镌刻的墓志有两方保留于今。子承父业，继和因刻工精湛而入东都内侍省奚官局待诏，在内宫服杂徭的工匠中专作碑志。惜身染时疫先父而亡，随葬以最小型的墓志。新出墓志以两个石匠世家的生活遭际揭示了唐代私营工匠的社会卑位、无休徭役和代传其业。
关键词 周胡儿；孙继和；石工；徭役；墓志；唐代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整理与研究"（编号：10BZS01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项目"新见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整理与研究"（2009－JD－011）的阶段性成果。
唐代东都手工业和商业发达，市场繁荣。物以类聚，经营者组成商贸同业行会。据龙门石窟造像题记记载，有武周时期南市香行"（永昌元年，689）[1]、"北市丝行"和"北市 帛行"[2]等，分工明细。在丧葬用品市场，石工行业组织集中了一批依赖石刻技术为生的匠人，活跃在坊肆。其身份是出售自制石质商品的私营工匠，依照客户需求制作殡葬专用墓志碑碣，做事认真，手艺不凡。或将自己的姓名列于志铭之末，既负责所制产品质量，又扩大个人影响。虽然书于石的民间刻工较前代为多，但是尚未形成风气，依然很少。近年新出程章灿先生大著《石刻刻工研究》所附《石刻考工录补编》，收录近百年来洛阳出土近4000方唐代墓志中不重复的镌字者仅38人：陈怀义、卫灵鹤、陈须达、李仙琦、张彦升、张乾护、张仙乔、陈僧、乔倩、李清、赵从义、毛季平、孙济、陈子春、韩弘庆、从颍、从隐、韦师谏、李元楚、向囗、韩师复、张元绪、屈瑗、韦从敏、韦敏、韦从实、王绪、王安、齐默儿、张仙、陈希倩、张升、马瞻、屈贲、朱润、龚莹澈、王季文、孙璋[3]。他们大多是刻工，只有几位衙署官员。其中误植于韩师复名下的《崔 墓志》由"韦师立刊字"。已往的墓志刻工还有张元敬、刘禄[4]。近年新出唐志中又有刻字人姚宋礼[5]、韩义诚、石弘泰[6]、韩庆、韩景、吴荣、韩方可、柳裔[7]等。比较特别的《武周镇军大将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高质墓志》（圣历三年，700），由"宜州美原县人姚处 镌，常智琮同镌，刘郎仁同镌"[8]。《唐 王府功曹参军孙守谦墓志》（开元廿三年，735），由"京兆府万年县 川乡人云骑尉守秘书监员外直张仙乔同面奉教镌及花，河南府河南县洛 乡人儒林郎守将作监左校署监作李仙玉奉教镌"[9]。一方墓志一般由一位石匠刻字镌花，偶用二人分刻。但若老将高质生前为三品大员，其墓志由三人同镌，亦极罕遘。
就已往资料看，上述韩师复之名见于洛阳地区出土的7方墓志，墓志年代先后相隔34年，他是晚唐时期活跃于洛阳，为石刻、墓志书丹、篆盖、摹勒、镌刻的专职匠人，以刻工娴熟，技艺精湛而常勒名于石，是唐代平民社会生活史上十分难得的石工师傅[10]。近年又发现其所刻《唐杭州余杭县尉卢厚墓志》（大中四年，850）[11]，作品汇集渐多。
在唐代题写刻工姓名的少数墓志中，有两方出自孙济之手。已往洛阳邙山出土《唐崔公及夫人郑正合葬墓志》（元和八年，813），为"乐安孙济镌字"[12]，《石刻考工录补编》已收录。1998年偃师出土的《薛丹夫人李饶墓志》（长庆三年，823），文末亦署"刻字人孙济"[13]。"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相信他是行业知名工师方能留名于石。详察这两方先后10年间所镌的墓志，刻艺堪称精工。
在以官僚集团人物为主体的墓志系列中，近年洛阳发现的两方唐代石工的墓志，让人刮目相看。
一 《石工周胡儿墓志》
近年发现于洛阳，青石质，30厘米见方。楷书14行，行14或19字不等（图一）。原文如下：
大唐故京兆府 县三川乡周府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胡儿，字胡儿，京兆 县人也。祖兴，父世昌，君即世昌府君之子也。且列土分 ，四人名业；躬亲莅刊，力以代耕；雕镌悦身，工巧自乐。室如悬罄，王事相仍，供职不堪，流君洛邑。以开元廿三年岁次乙亥二月廿一日遘疾卒于洛阳尊贤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二。夫人甘氏，以天宝元年岁次壬午十二月壬申朔日遘疾卒于洛阳县会节里之客舍，春秋六十。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舍利，次曰光（土贡）奴，次贵 ，次五郎。并弓裘不坠，克绍家声。孝思之深过人等,式刊金石以纪。其铭曰：
烟云苍苍，安下丘墓，垒垒新与故。俯伊川兮望洛浦，千秋万岁兮松深而月苦。
考察一般唐代墓志的行文格式和这方墓志的拓片可知，"以其年十二月二日"之后，"舍利"之前，缺了一行，虽然墓志左侧尚有空白，但是未予以补刻，疏失罕见。书丹上石时漏抄的内容大概是夫妇合葬于洛阳之某地，有子几人，长（或次）曰舍利。
这方墓志在谈了周胡儿的籍贯和世系后，叙其兄弟四人，各立门户："躬亲莅刊，力以代耕；雕镌悦身，工巧自乐"。话里隐含了他们的职业，"刊"，是刊琢雕刻之意；"雕镌"，犹雕刻，在木、石、骨、金属上刻镂。他们既要象耕田那样出大力气，又以巧艺自娱，则与干石工活儿的作风相同。世昌传艺，诸子都亲自刊琢青石，用力于石作挣钱，代替种地糊口。石工之家，以雕镌精巧来怡悦身心，因技艺高超而自得其乐。既可做宫室殿宇楼台馆阁的石件，也可做坟塔狮虎碑志经幢等石刻。繁荣强大的唐朝建立在向人民征调赋役的基础之上，即使在"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时，北方人民也避免不了徭役百出的命运，而且以京师所在的关中最为突出[14]。如贞观十三年魏征指责道：贞观之初，频年霜旱而无一户逃亡。"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15]人民的徭役等负担特别沉重。良工周胡儿声名远闻，当服徭役于长安将作监，这个大量使用各类工匠从事京师建筑的官衙，可境遇却是"室如悬罄，王事相仍"。朝廷差遣的公事没有尽头，家中空无所有一贫如洗。长期无偿服役于官府，是穷苦的根本。"供职不堪，流君洛邑"，即服役尽责而实在承受不了缴纳工商税金和长服徭役的无穷负担，为了躲避长安苛役被迫逃离乡土流徙东都。在新环境中操旧业，不再回迁。
开元廿三年二月廿一日周胡儿病逝于洛阳，享年72。其家位于尊贤里，尊贤里即尊贤坊，在长夏门之东第三街，自南向北第三坊[16]。其妻甘氏于天宝元年十二月初一病亡，享年60。夫人寄居于洛阳县会节里，大概是某位儿子的宅子。会节里即会节坊，在长夏门之东第四街，自南向北第四坊[17]。二坊对角毗邻，都与专营商业的里坊南市对角隔了一坊，距离较近。诸子将母亲去世的次日即合 于父亲墓茔，虽在冬季，其葬也速，入土为安。
在《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这两部墓志录文的总汇中，"胡儿"一词是男孩的乳名。周胡儿与甘氏，老夫少妻相差18岁，相隔7年去世。其时诸子虽均已成人，而墓志却列以乳名，是工匠阶层之家世代注重手艺缺乏文化的表现，与士人家子弟取名定字的讲究规矩判然有别。墓志铺叙了周家几个儿子的排行和名字后说："并弓裘不坠，克绍家声。"语本《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谓诸儿不失父子世代相传的事业，能够继承家族世传的声名美誉。男孩们自幼耳濡目染父兄的石工作业，学取其艺赖以谋生，石匠人家在繁衍中发展。
二 《刻工孙继和墓志》
2009年，石工孙济之子《孙继和墓志》发现于洛阳。青石质，25.5厘米见方。楷书15行，行字不等，一般在12字与15字之间，共191字（图二）。原文如下：
唐故孙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乐安公之后也。祖讳进，父讳济。公讳继和，蕴乎聪敏，善勒碑铭。内侍省使，钦其妙能，遂乃上闻，授本司局。公早丧慈母，躬事父兄。其勤公家，夙夜匪懈。尤于弱冠之岁，由未及其婚姻。嗟乎芳盛，遘疠而亡，享年廿三。以开成三年十月廿七日卒于河南修善里之私第，以其年十一月十二日归窆于洛阳县三川乡密妃里，附先妣茔之礼也。其铭曰：
元精清淳，其气温和；克己复礼，孰知其他。时属穷通，中道而废；天监孔明，胡为不惠。嗟乎此公，早遘泉途；生无所负，殁无所辜。
唐代林宝《元和姓纂》卷四云，"乐安，孙武之后"，代不乏人。墓志谓孙继和远祖为衣冠士族，而自家一枝却未能诗书传家，祖孙三代无仕无禄，刻石为生。继和生于元和十一年，因母亲去世得早，从小就随父亲和兄长学习刻碑的专业技能。孙济刻《薛丹夫人李饶墓志》（图三）时，其年方8岁。子承父业，生性聪敏的继和勤学苦练后亦善勒碑铭。东都分司的内侍省使者在洛阳市场考察，看中了孙继和的手艺，上报获得批准后，被官府差遣。唐制，内侍省为管理宫廷内部事务的衙署，由宦官掌管。下设五局，其中"奚官局掌宫人疾病死丧"[18]。长官"奚官令掌奚隶工役、宫官品命。丞为之贰。凡宫人有疾病，则供其医药，死亡则供其衣服，各视其品命"[19]。墓志的"授本司局"，即以孙继和为内侍省奚官局的工役，专事镌刻碑碣墓志，为内宫亡人制作丧葬必备之物。洛阳曾经出土数量不少的宫女墓志，其中当有孙继和等应差工匠的作品。
孙继和成年而未成家，跟父亲住在河南县修善里的私宅。修善里即修善坊，在长夏门之东第一街，自南向北第四坊，此"坊内多车坊、酒肆"[20]，商业意味甚浓，继和的祖父辈世居于此，其东北毗邻城市中最大的商业专区南市[21]。东都交通便利，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22]。孙济在修善坊或南市设有专门经营墓志碑刻的店铺，为客户定做各种形制的碑志，镌刻花纹和文字。甚至还要修习识文断字的功夫，将书于纸的墓志文辞转抄于石，以提高技能。
孙继和到了结婚的年龄（20岁），也未娶亲。正值青春年华（23岁），却得了流行性传染病去世了。于开成三年（838）十一月十二日归窆于洛阳县三川乡密妃里，母亲的墓穴旁边。记载葬于三川乡的墓志极少，今洛阳市东郊李楼乡太平庄、磨庄一带是唐三川乡的地域，地处伊（南）、洛（北）两河之间狭长平川。密妃即宓妃，传说中的洛水女神，为曹植《洛神赋》所歌咏，则密妃里靠近洛河。
石工之家世袭铁笔手艺，祖孙三代甚至更多辈人从事和继承碑刻业习以为常。墓志碑刻上的镌字人中，同一家族多人合刻，或父子合作，或兄弟同工就不足为奇了[23]。已往洛阳出土《唐故天平军节度随军将仕郎试左内率府兵曹参军李惟一墓志》（大中四年），由"乐安孙汉章书并镌刻字"[24]，其字虽无书法意趣，倒也方正规矩。近年发现《唐进士卢衢墓志》（大中十一年），亦由"匠孙汉章镌"，录文误作"孙涣章"[25]，这位书刻兼能的石工与孙济家族料想有亲属关系。
三 余论
《唐六典》云："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功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李林甫注："工商皆谓家专其业以求利者。"[26]封建国家法定良贱，工于良人中位列于末等，与商同级。"自执工商，家专其业者，不得仕"[27]，即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入仕资格，身分地位难以改变。周胡儿、孙济家族为典型的石作手工业者，父子传承，昆弟同习。"工之子恒为工"，世代相传，毕生从事，保持本业。繁华的东都市场是工商业者设肆经营的首选，同为石工，擅长雕镌石材的周胡儿、善于镌刻碑文的孙济世居于南市附近的坊里，便利于开店营生。如果说《孙继和墓志》记载志主于文宗时期一度被召致衙署勤力服役来表彰其手艺超群的话，那么《周胡儿墓志》所叙的却是以官府无休止地徭使良工致使难以存活而外走他乡的控诉来揭露武周和玄宗盛世的刻薄，这两方石工墓志是当时工匠阶层家庭艰难谋生繁育子息的罕见录像。《唐王友玉墓志》（大和九年，835）有铭云："远召良工兮勒碑刻铭。"[28]是人们关注碑志质量，多延请韩师复、周胡儿、孙济、孙继和等尽力一生服务于社会的良工以蒇事的写照。这种工匠人数不多而固有存在的社会价值，如墓志或以"凶仪不滥，大价召于良工；葬土殷丰，重遗酬于哲匠"[29]的俪句虚词来赞誉丧葬之家不惜金钱雇工聘匠来大办丧事，以满足人伦需求。
唐代礼制规定了墓志的使用以国家官员等统治阶级人物为主体，可是相比前朝后世，唐代墓志的实际使用范围比较宽泛。为去世的各色人等随葬以大小不等的石质墓志以寄托哀思，为死者身份的象征，是社会的侈靡风尚使然。一般说来，高官显贵比品秩低下的人物墓志大一些，官员比平民的墓志大一些，男人比女子的墓志大一些，平民比商贾[30]、奴婢[31]的墓志大一些。墓志的大小，镌刻的工拙基本体现了死者生前的等级地位、尊卑贵贱。唐代千工百业，目前仅见石匠为亡故亲人镌志随葬，有事不求人的自家取石镌刻之便。然而就周胡儿、孙继和两方墓志的行文格式看，墓志撰者不是志主的直系亲戚，倘若不是亲族友朋执笔，则须出金延聘墨客作铭。在以统治阶级为主体的墓志人物中，虽然专营碑志之家用书迹和刻工极普通的最小型的墓志为良匠随葬，但是确有僭越之嫌。工匠阶层群体人数甚夥身份低微经济拮据，丧葬用志者极罕觏，这两方墓志从一个方面展示了大唐文化的开放包容与五彩缤纷。
两唐书等传世文献是一部封建国家的帝王将相史，没有平民的活动空间。近百年来两京等地出土的数千方各色人等的墓志结构成一部绚丽多彩的石刻唐史，墓志成品浸润着无数石工的心血和汗水，却不知匠人谁何。新近面世的《周胡儿墓志》和《孙继和墓志》告诉我们，生活于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工匠身份和服役待遇一样，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饱受政权欺压。墓志文辞虽然简短，却揭示了工匠阶层世守其业的明确规则，控诉了官府苛役对私营手工业者的狠虐盘剥。
原载《唐史论丛》第14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注 释
[1]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第1800号题记，《北市香行社社人等造像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424页。据国家图书馆所藏拓本，应作"南市"，见《龙门石窟南市香行社社人等造像记》，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2]《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第2703号，第552、595页。
[3]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3－220页。
[4]洛阳古代艺术馆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册第150页、第9册第13页。
[5]郭茂育《唐苑咸墓志考释》，《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6]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59、467页。
[7]中国文物研究所、千唐志斋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上册，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95、298、309、310、319页。
[8]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79页。
[9]赵振华《洛阳出土墓志撰文书丹镌刻者及其书艺研究》，《洛阳书法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
[10]《洛阳出土墓志撰文书丹镌刻者及其书艺研究》，《洛阳书法新论》，第144页。
[11]《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上册，第315页。
[12]《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3册，第12页。洛阳市文物工作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31页。
[13]周剑曙、赵振华、王竹林《偃师新出土唐代墓志跋五题》，《河洛文化论论丛》（三），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7页。
[14]程民生《中国古代北方役重问题研究》，《文史哲》2003年6期，第81页。
[15]（唐）吴兢《贞观政要》卷10，《四部丛刊续编》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八月初版，第四册第11页。
[16]（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49页。
[17]《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第349页。
[18]《旧唐书》卷一八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4753页。
[19]《旧唐书》卷四四，第1871页。
[20]《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第322页。
[21]《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唐东都洛阳城图》，第29页。
[22]《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第342页。
[23]《石刻刻工研究》，第57页。
[24]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25]《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上册，第325页（拓片）。下册第246页（录文）。
[26]（唐）玄宗撰李林甫注《唐六典》卷三，中华书局1992年，第74页。
[27]（唐）长孙无忌等编修《唐律疏议》卷二五，《诈伪》，中华书局1983年，第462页。
[28]孟繁峰、刘超英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7页。
[29]张希舜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唐刘明德墓志》（长庆二年，822），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2页。
[30]赵振华《谈洛阳、西安出土的唐代商贾墓志》，《乾陵文化研究》（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
[31]赵振华《从王绾夫妇合葬墓志看唐代私家奴婢生涯》，《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6期，第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