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知新墓志》的史料及书法价值探析

《李知新墓志》的史料及书法价值探析

杨庆兴

摘要：李知新为唐玄宗李隆基的从叔，其墓志铭为研究历史、考查书法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资料。本文详细探析了李知新墓志铭的补史、证史价值，探析了墓志铭的书法风格极其在研究唐代书法特别是盛中唐时期的墓志书法中的价值，同时也阐释了墓志书法在盛中唐时期的发展与演变。

关键词：补史；证史；书法；探析

作者简介：杨庆兴（1971―）,男，河南固始人，洛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书法史论研究。

《唐故李知新墓志铭》刻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全称《皇从叔故太中大夫行青州长史上柱国  府君墓志铭并序》，因避皇帝"李"姓讳，志题中隐去李字。志高67cm，宽67cm。志文凡28行，满行28字，全志共740字，楷书，存有界格，书、刻者不详，据次行所题"宣义郎行右威卫仓曹参军长杨县开国男边斐撰"知撰文者边斐。墓志为李知新与夫人刘氏合之志。

一、墓志铭文的补史之阙与证史之实

墓主李知新，新、旧唐书均无记载，但据墓志："公讳知新，字知新，陇西狄道人也，五代祖景皇帝，高祖郇王，讳；曾祖新兴王，讳德良；烈祖坊州牧，讳仁则；烈考均州司马，讳处嶷"记载，可看出墓主李知新的皇族身份，正好可补史书之缺。《新唐书・唐宗室世系表》及唐代史料记载可与墓志铭文相互映证，列出墓主与唐代几位皇帝的关系如下表：

由此可见，志题中所称"皇从叔"的"皇"应为唐玄宗李隆基。由于墓主人与唐代皇帝有着这样的"本家"关系，又一心拥戴着皇权，时常参与皇室的重大活动，所以李知新一生为官，尽管官位不高，但相当顺利。在武则天拜洛的时候，能以自己的宗子作为陪位，且有较出色的表现，故得以授贝州参军，以此步入官场，历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兼摄殿中省尚辇、朝散大夫真除尚舍直长、豫州司功参军、太子典膳郎、滁二州别驾、青州长史等。其两个儿子也各得其所："嗣子前汴州参军日澄，次汝州参军日洽，皆忠孝宅心，体识居望，瞻言封树，哀恸仓，他人执经，议则过礼。"

墓志云："属天后拜洛，以宗子陪位，祗祀事而骏奔，濡阳和以举，始放选授贝州参军，陟遐之地也。"铭文所述"天后拜洛"，当为武则天祭拜洛水之事。《旧唐书卷六本纪第六・则天皇后》记述简略："（垂拱四年）十二月己酉，神皇拜洛水，受"天授圣图"，是日还宫。"[①]而《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四》则记述较为详细：则天垂拱四年四月，雍州永安人唐同泰伪造瑞石于洛水，献之。其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于是号其石为"宝图"，……至其年十二月，则天亲拜洛受图，……神都父老勒碑于拜洛坛前，号曰"天授圣图之表"。[②]《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则天武皇后传》和《资治通鉴》则记述的更为详尽：其中《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垂拱四年（688）条云："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四月]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武则天）喜，命其石曰'宝图'。……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十二月]己酉，太后拜洛受图，皇帝、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兽、杂宾列于坛前，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③]

墓志云："奉御会金城公主之娉年也，所谓兆河无氛，沁水方降，盛汉容以出塞，宾虏庭而简材，公以宗室誉高，媵臣咨得，故我则假以荣命，彼则尊为上卿，因能专对有叙，杭礼知节。"当指金城公主入藏和亲之史实。《旧唐书卷七本纪第七中宗睿宗》：（景龙三年（709））夏四月辛巳，以嗣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赞普。庚寅，幸荐福寺，曲赦雍州。（景龙）四年（710）春正月乙卯，于化度寺门设无遮大斋。……丁丑，命左骁卫大将军、河源军使杨矩为送金城公主入吐蕃使。己卯，幸始平，送金城公主归吐蕃。^[④]史书记载与志文相较，可知时任"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兼摄殿中省尚辇"的李知新是作为左骁卫大将军、河源军使杨矩的随从一同前往的。

墓志云"开元廿二年，上计于洛。"指的是开元二十二（734）年，玄宗的洛阳之行。《旧唐书卷八本纪第八玄宗上》：二十二年春正月癸亥朔，制古圣帝明皇、岳渎海镇用牲牢，余并以酒充奠。己巳，幸东都。辛未，太府卿严挺之、户部侍郎裴宽于河南存问赈给。乙酉，怀、卫、邢、相等五州乏粮，遣中书舍人裴敦复巡问，量给种子。己丑，至东都。

志文所记史实均能与史书相互映证，只是因为史书和志文各有侧重罢了。

二、墓志书法浅析

墓志书法疏朗峻秀，收放自如，峻严整齐中不乏摇曳之姿，舒畅静穆中又不乏灵动之美。其用笔方圆兼施，对比强烈，以细劲的笔画为主，长撇大捺，增强了字势的飞动之感，流露出灵活而散漫的神情。字型大小粗细，宽窄长短，随形布势，各具情态。如第三行的"、、、"，第八行的"、授、遐、浚、除、、率、殿"，第十三行的"鸿、、骥"，第十五行"、、"等字的宽博之势，细劲之笔以及第一行的"太、大、夫、史"，第二行的"牧"、第十一行的"散"，第二十五行的""等字厚重的大捺明显受到褚书的影响；第十三行的"青、长、史"，第二十五行的"封"字及文中"上、君、其、宜、霄"等字又长的险绝，消散之趣自然溢出；第二行的"右"、第七行的"后"，第八行的"公、主"，第十一行的"尚"、第十三行的"六"，第十六行的"生"等小字又写得相当厚重，为轻盈的书风中平添了些许稳重感。不仅如此，该志书法还将行书笔意蕴含其中，笔画之间断连有序，血脉贯通，充分展示了尚法形势下盛唐人士的浪漫情怀。

总体而言，该志书法在本源于北朝平画宽结和"有唐之教化主"褚遂良的细劲华逸的基础之上演绎出了书者的个性情怀，而较少受到时风的浸染。

三、墓志书风散议

  众所周知，开元之际，正值唐玄宗开元盛世，经过初唐近百年的积淀，社会经济、文化艺术高度繁荣与发展，书法在初唐重"骨力"、点画瘦硬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与时代风气相应的体势，雍容大度、崇尚肥厚。由于唐明皇李隆基崇尚丰腴，喜欢肥厚字体，挥笔作书，字体皆呈肥厚之态，"上有所好，下必胜焉"，一时之间，肥美之风蔚为风尚。正如米芾所言："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⑤]，康有为也云:"开元御宇，天下平乐。明皇极丰肥，故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⑥]

另一方面，由于唐玄宗喜作隶书，故隶书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开元初叶，唐玄宗不趋时尚，独爱隶书，极力倡导，群臣从之，隶书才再一次迅速发展起来，并一度出现繁荣的景象。唐玄宗"规模尚古"，偏重隶书，崇尚丰丽；"殊异英特，……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凤，笔为海而吞鲸"[⑦]；"（唐玄宗）临轩之馀，留心翰墨，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锐意章草、八分，遂摆脱旧学"[⑧]；曾诏作《字统》40卷以为矜式，多用隶书铭石，承肃括为丰劲，变方整为宽博，极力推动唐代新体隶书的发展。所以，至开元年间，经唐玄宗振臂一呼，隶书顿时兴盛，丰碑大碣，几占一半。

开元之际，碑志书法，正值李邕行书、史惟则、梁卿等隶书大行之际，这一时期的官方或上层主流人士的碑志多为李邕的行书和包括玄宗在内多名书家的隶书。而刻于开元廿四（736）年的《李知新墓志》书法并未受到当时书法时风：书风（肥硕）、书体（隶、行）的影响，而保持了墓志书法的独立性。究其原因，略述于下：

其一，主流书风对中下层和民间书手的影响和渗透存在滞后性。在唐代书学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提倡："唐之国学有六，其五曰'书学'，设书学博士，专门以培养高级书法人才为目的；唐之铨选之法有四，其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者，科举中有书科，吏部又以书定选，书法成为晋升的途径之一；唐代除国子、太学、四门、弘文馆、崇文馆的学生对于书法的学习都有明确而十分严格的规定外，地方上的府学、州学、县学、村学等对书法的学习也应当有类似中央一级学校的严格规定，可从唐代举选的"若有乡闾无景行及书判全弱，选教纵深，亦不在送限"[⑨]的规定略见一斑。这些做法极大地推动了主流书风对中下层和民间书手的影响与渗透。但一种审美趣味要成为时尚的话除具备畅顺的传播条件外，还必须有充足的时间保证。墓志书刻者尽管紧紧傍依时代书风，但一般要滞后于时代书风。正如朱关田先生所云："墓志书法每每附骥于社会书势而不克趋前。"[⑩]流传下来的唐代民间书迹最普遍、数量也最多的主要是以墓志形式存在的石刻作品，从大量的开元年间无名氏书丹的墓志中可以看出：这时期的墓志书法还多是初唐褚薛甚至北朝风格，与初唐书风还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多数仍是褚薛书风影响的产物。"显庆开元各碑志，书法出自褚或近褚者亦十有八九。"[11]

其二，墓志书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钟繇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这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12]可见，汉魏之际，铭石之书就有其相对独立的体系，铭石之书也就是后来的"铭石体"，专门用于书刻碑志。据考证，墓志书刻者多为下层书吏或平民，他们有着相似的作坊、大同小异的经历、相同的文化环境，他们相互影响，形成大致相同的审美观。而这些刻石工师门户即立，代不替业，技艺靠家传师授获得[13]。由于是家传师授、世代传袭，书刻墓志的"铭石体"在实践中保持了相对独立的特性，纵向因袭的稳定性十分稳固，外界的影响较难渗入。

其三，真正代表大唐楷书风范的颜体楷书尚未形成。颜真卿楷书的成熟，才真正体现出唐代楷书的正大气象，成为唐代楷书的标志，唐代楷书才臻至妙境，但那是中唐后期的事了。盛唐的大多数时间主要是楷书发展到高峰的过度期，盛唐早期的开元年间，楷书的总体趋势是由初唐的褚薛风格向中唐颜徐风格的转变。开元二十二年（734），颜真卿才举进士第，尚无书名，书风更未形成。颜真卿书最早的《王琳墓志》也是在开元廿九年，风格尚不是后人眼中的颜体书风。

四、墓志铭文厘录

皇从叔故太中大夫行青州长史上柱国府君墓志铭并序。

宣义郎行右威卫仓曹参军长杨县开国男边斐撰。

公讳知新，字知新，陇西狄道人也，五代祖景皇帝；高祖郇王，讳；曾祖新兴王，讳德良；烈祖坊州牧，讳仁则；烈考均州司马，讳处嶷。宗崇系茂，岳峻川长，与国咸休，永年齐庆，故世为王之叔父矣。公器识端详，志怀历落，举则宏达，息如谦，不拘常伦，自合大体。属天后拜洛，以宗子陪位，祗祀事而骏奔，濡阳和以举，始放选授贝州参军，陟遐之地也。後诏除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兼摄殿中省尚辇，奉御会金城公主之娉年也。所谓兆河无氛，沁水方降，盛汉容以出塞，宾虏庭而简材。公以宗室誉高，媵臣咨得，故我则假以荣命，彼则尊为上卿，因能专对有叙，杭礼知节，回加朝散大夫真除尚舍直长。眷兹级，犹足惋叹，兼出摄豫州司功参军。秩终，署太子典膳郎，稍迁滁二州别驾。虔恭庶品，差若鸿，屈佐六条，宁闻骥展。又改青州长史，毗岳益声，距海多治。以开元廿二年，上计于洛都，随其方敷，厥恭苞错，篚异维藤，藉缫征名，实以献功，寮吏而数课，述之礼也。方将擢轩墀，接翼霄汉，振东莱以攀，下南宫而论道，何生之有涯而善不流庆，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遘疾，终于洛阳教业里私第，春秋五十八。于！邓林之芳，不如若木之贵；文驷之逸，不如麟趾之荣。且贵乃荣，公之地也；既地而约，公之贤也；故贤与时会，则乘轩抱朱以通于绝域，而道将命蹇则虬蟠屈以贰于外藩，故能推分于琴酒之怀，投义于然诺之契，尽给而费，宁俟散金，当进不求焉，用呜玉噫，可叹也！夫人彭城县君刘氏，即夔公之曾孙，鼎绪家传，仪天纵，方永羞于藻，偕韵与琴瑟。而龙泉始挥，鸾镜先掩。以开元三年三月八日终于河南陶化私第，春秋廿八，又以开元廿四年岁次丙子正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合于都城南旧茔，礼也。嗣子前汴州参军日澄，次汝州参军日洽，皆忠孝宅心，体识居望，瞻言封树，哀恸仓，他人执经，议则过礼。今也，刊颂旌夫後昆。铭曰：

公族之美兮！问望其声。高门之媛兮！弈其荣。宜家地兮！ 落其英。登朝比用兮！梁木斯倾。周南何为兮！垅其成。徵芳继实兮！千秋令名。

（本文原载《书法》2012年第3期）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