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宰相杨收及其妻韦东真墓志发微
毛阳光
（洛阳师范学院 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471022 河南洛阳）
内容摘要：文章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传统文献资料，就河南巩义出土的杨收墓志、韦东真墓志所揭示的唐后期的史事，如杨收被贬、赐死端州、平反昭雪、裴杨联姻、归葬巩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了新出土墓志资料对于唐后期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利用、分析新出土唐墓志资料时，应考虑墓志撰写的历史背景和人为因素，也要注重与传统文献资料的结合。
关键词：杨收 墓志 唐代 两《唐书》《北梦琐言》
唐懿宗时期宰相杨收以及其妻韦东真的墓志近年来出土于河南巩义。该墓志目前藏于洛阳私人收藏家手中。关于杨收其人，是唐晚期重要的大臣，懿宗咸通四年至八年间担任宰相，在《旧唐书》卷一七七、《新唐书》卷一八四均有列传。其中，杨收墓志盖文篆书"唐故相国特进右仆射弘农杨公墓志铭"，四煞装饰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等四神和花卉，墓志92厘米见方，厚21厘米。墓志楷书，51行，满行50字，共2431字。四边装饰十二生肖和花卉。同时出土的还有其妻韦东真墓志，志盖篆书"唐故韩国夫人京兆韦氏墓铭"，四煞为四神和缠枝花草纹饰。墓志长89厘米，厚20厘米，40行，满行40字，共1276字，四煞装饰十二生肖和牡丹、石榴花等纹饰。作为晚唐时期的宰臣，杨收墓志与两《唐书》的相关记载相当部分是一致的，但墓志中也有许多记载能够弥补和纠正传统文献记载的疏漏与错误，充分体现出墓志史料的独特价值。
目前关于这两方墓志的研究，有张应桥《唐杨收及妻韦东真墓志研究》。［1］该文对两方墓志的录文进行了整理，结合传统文献梳理了墓志的史料价值，如杨收及韦东真的家族世系、婚姻和子女情况，两方墓志中所涉及唐后期的政治人物，对于墓志中所反映出的两《唐书》等传统文献记载错误的部分予以了纠正，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遗憾的是：文章中墓志录文多有讹误，句读错误较多。对于一些史料的分析和解读还不够深入，而相关结论也有所偏颇。因此，有必要对该墓志再加以探讨和分析。另外，张文所展示的拓片图版不甚清晰，且没有志盖，这里再予以刊布。笔者重新厘定的录文如下：
唐故特进门下侍郎兼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弘文馆学士太清太微宫使晋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冯翊杨公墓志铭并序
东都留守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兼判东都尚书省事御史大夫裴坦撰
我唐受命二百有余载，庙堂之上群公间出。房、魏行之于前，姚、宋继之于后。故有贞观、开元，声明礼乐，文物之盛，辉赫千古。暨于我皇，承十七叶之丕烈，帝家天下，光宅四海。厥有贤辅，冯翊杨公则其人欤？公讳收，字成之。得姓于周，伯侨昌有姬之胤，赤泉启大汉之封。自皇祖始居同州，循诸土断，今为同州冯翊人也。汉太尉廿二代孙，隋越公素之仍孙也。高祖讳悟虚，登制策极谏科，授杭州钱唐令，终朔州司马。曾祖讳幼烈，官至宁州司马。祖妣河南于氏。皇祖讳藏器，邠州三水县丞，娶伯舅日用之女。是生皇考讳遗直，贞元中，献封章，拜婺州兰溪县丞，转濠州录事参军，累赠尚书工部侍郎。娶河南元氏，父游道，登进士第。夫人追封河南郡太君，生公伯兄广州节度使发，仲兄常州刺史假。长孙夫人生公及前中书舍人、浙东观察使，今任汝州员外司马严。公伯仲叔季皆以人物、至行、孝睦、文章、礼乐，推重于时，譬犹珪璋琮璧，无有瑕刿，光明特达，各擅其美。公未龀喜学，一览无遗，五行具下，洎丱而贯通百家，傍精六艺。至于礼仪乐律、星筭卜卦，靡不究穷奥妙。宿儒老生，唇腐齿脱，洎星翁、乐师辈，皆见而心服，自以为不可阶。为儿时已有章句传咏于江南，为闻人矣。以伯仲未捷，誓不议乡赋，尚积廿年，涵泳霶渍于文学百家之说。洎伯氏仲氏各登高科后，公乃跃而喜曰：吾今而后知不免矣。亦犹谢文靖在江东之旨，时人莫可量也。将随计吏以乡先生，书至有司，阅公名且喜。未至京师，群公卿士交口称赞，荐章迭委，唯恐后时。至有北省谏官，始三日以补衮，举公自代，时未之有也。由是一上而登甲科。同升名者，皆闻公之声华而未面，牓下跂踵，迭足相押，于万众中争望见之。公幼不饮酒、不茹熏血，清入神骨，皎如冰硅，咸疑仙鹤云鸾降为人瑞，澹然无隅，洁而不染。始也，同门生或就而亲焉，则貌温言厉，煦然而和潜，皆动魄而敬慕之。久而归宁江南东，诸侯挹公之名，皆虚上馆以俟之。故丞相汝南公时在华州，先遟于客馆，劳无苦外，延入州，引于内阁，独设二榻，问公匡济之术。公抑谦而谢，久而不已，后对榻高话达旦，汝南得之心服，如饵玉膏饱不能已。至于大梁，时太原王公尚书彦威在镇，素闻公学识深博，先未面，一见后，与之探讨，王公礼学经术该通，近古无比，着《曲台新礼》初成，尽以缃袠全示。公详焉，因述礼意，及曲台之本意，王公敬服，命袌简以谢。其为前辈推重如此。过淮南，今江陵司徒杜公在镇，一见唯恐失之，遽请为节度推官，授秘书省校书郎。杜公入判度支，旋平章大政，皆以公佐理。杜公出镇东蜀，表掌书奏，转协律郎，后移镇西川，复以为观察判官。时公季弟严在东川佐故丞相汝南公幕，汝南未几薨于镇，杜公复邀置在西蜀。时公伯兄仲兄皆已在台省，公与季弟奉板舆在丞相幕中，入则并辔归侍，出则合食公堂。荣庆之盛，举世无比。入拜监察御史，转太常博士。丁太夫人忧，公天性至孝，殆不胜丧。始生七年，钟濠州府君之丧，不食五日，昼夜哭不绝声，目赤不开，泪胶其睑，人畏其遂将失明，欲傅之药，则曰：安有无天而忍视日月乎？得瞽为幸！长孙夫人博通经史，志尚真寂，一章一句皆教导之。公始孤，得经史之文于夫人之训，求经史之意于伯仲之诲。然天资悟达，盖生而知之。服既除，故丞相魏国崔公镇淮南，奏在幕中，授检校尚书司勋员外郎，征入西台，为侍御史，迁职方员外郎，改司勋员外，判盐铁案，除长安县令，拜吏部员外郎。未几，召入内廷为学士，兼尚书库部郎中知制，迁中书舍人，旋授尚书兵部侍郎，充承旨学士。恩意日隆，未周星，拜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加金紫光禄大夫，改门下侍郎。时圣主留心政事，求理意切，喜得新相。虽旧人皆在列，独属目焉。公于理道相业军国之机出于天资，人之所难，折若斤斧。内有刀尺，外无锋铓。落笔如神，率皆破的。时也，南蛮攻陷邕、交，官军屡有败失，征发挽运，远迩艰虞。上意切在攻讨，督战亦急。公奏于江西建制镇南军以统之，稍减北兵。独以洪、虔等州强弩三万人皆劲卒锐师，习于土风，始至邕南，大破蛮寇，奔北詟窜，如山摧地陷，煞戮数十万。威声大振，驿骑以闻。上大喜，嘉公之谋，阶升特进，拜尚书右仆射，依前侍郎门下平章事。既而自推忠正，体国意深，颇露真刚，善善恶恶，稍渐分白，始为亵近者之所疑矣。时有侍从大臣上议宗祧如汉匡衡事，上未之许而下其事。公以为非礼，因独上疏，恳陈所议，上以公居宰辅，当与百寮定议，不膺独疏。由是不悦，后数日罢相，出为宣州观察使，未期月，重贬端州司马。又明年，徙于驩州。方理舟抵日南，三月望薨于端溪，享年五十有五。海内士人，惨然相吊。公夫人京兆韦氏，封韩国夫人。父审规，皇寿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族望高华，缨緌百世。女仪妇道为时表则，克尽孝敬以奉尊嫜，鸾凤协德，和鸣嗈嗈。自居公丧，惊惶泣血，哀哭日夜，号不绝音，后数月竟殁于公丧侧。男子五人，长曰鉴，至性孝悌，袭于门风，礼乐儒范，不学而至矣。次曰巨、曰锷、曰鏻、曰镐。女子四人，长女嫁进士张恽，今为连州桂阳县尉员外同正，余未笄。公昆弟四人，率用文华，声光友睦，次第取殊科，赫弈当代。公生而才智有异，二昆奇之，尝私曰：我家汉代四世五公，历魏晋及隋，蔚有光耀，将绍继者，将在此子乎？公既登台辅，器局恢弘，能断大事，当轴奉公，不顾细忌，已为近臣侧目。公犹不悟，日就月将，罙其深矣。至于是而无怨，乃曰：萧长蒨有师资之重，陈仲举居太傅之尊，犹不克免，我生平为善，尚不蒙报，况不为善，其能免乎？公玉季自服公丧，衔哀茹毒，昼夜啜泣，过时衣服不除，恒如在丧纪。进状乞解官，亲奉丧事，会有恩制，自涔阳移官汝海。爰自沅江，迎护丧榇，抵于汝洛。果蒙皇泽，昭洗克复，官勋爵制，一以还之。舍人抚视诸孤，且慰且号，哀哀衔恤，克用咸通十四年二月廿五日与韩国夫人同归窆于河南府巩县巩川乡桥西村，用古法祔于先公侍郎墓左，礼也。坦早与公伯仲游友，遂皆兄余而加敬焉。以愚尝铭广州之墓详实，乃与其孤鉴等议文志。而哀号泣余而请，固谢不敢当，使者往复四三，讫让不获，又以世系历官形事功状而至，是何敢辝？谨序而为铭曰：
清浊始分，有乱有理。兴替在运，决不以义。治具既设，将奋而否。时之未泰，匪我之踬。抑抑相君，生而特异。学授慈亲，文通伯氏。嶷然既成，杰为庙器。兆兴爵祥，昌于鱼瑞。厥初有光，在汉太尉。关西右族，焕乎秉赐。耿耿烈烈，莫克终既。刚正之风，贯于万祀。珪璧琳琅，伯仲叔季。满室芝兰，盈庭朱紫。洎公入相，恩洽鱼水。偘然庙朝，山苞岳峙。忠正有依，黠吏知畏。人皆向方，大君注意。建军镇南，折冲万里。强弩三万，刷国之耻。蛮蜒摧败，势沮气死。狙猱詟窜，黎元悦喜。决败筭成，效于屈指。惟帝念功，特进端揆。奏疏引经，宗祧大事。理宜据古，勿容轻议。正言不入，大道多訾。公胡不悟，如簧深矣。弘博闳达，不护细忌。追踪远祖，焜耀青史。盛德大业，未极斯已。道固难行，恩胡可恃？殁无怨色，言必及义。儒菀伟人，庙堂君子。所不尽者，昌于令嗣。
故韩国夫人韦氏墓志铭并序
门生朝议郎前行尚书户部员外郎柱国陈珫撰
国夫人讳东真。其先自彭城徙京兆，从汉丞相扶阳侯七世至魏安城侯之胤，曰潜、曰穆，始有东西眷之号。潜八世孙瑱，在宇文周朝以翦高齐第一勋封平齐公，即夫人六代祖也。曾大父讳澹，皇晋州临汾县主簿，赠给事中。王父讳渐，皇陵州刺史，赠太子少师。烈考讳审规，皇御史中丞、寿州刺史，赠左散骑常侍。韦氏之钟鼎轩裳，休功茂烈，世济其美，古无与邻。惟散骑府君畏忌盛大，敦尚谦约，不却傥来之贵，而高秉哲之规。故能以关中之华显，兼山东之仪范，则氏族之所贵者，吾首出于其间矣。緫是群懿，诞钟淑德，故夫人孝慈恭俭，冲顺柔明，得于生知，烱然异禀。令问既洽于闺壶，和鸣必俟于英贤，迨笄而归我弘农公焉。以肃雍之姿，辅廊庙之器，宜乎正家道而昌帝图者矣。若乃动循法度，玄合典经，稽于四德，四德有融，纳于九族，九族咸乂，信可以体坤厚而扬风教矣。惟弘农公用文雅通籍金门，以谟明登庸玉铉，敷演皇泽，涵泳颢元。理化浃于方夏，礼让兴于私室。寔赖宜家之美，弼成匡国之志。故得赏延从爵，袟盛分封，象服交辉，鱼轩骈轨。既启邑而疏郡，洊朝天而开国。享有全福，祝无愧词，允所谓炳阴灵而称邦媛矣。惟夫人晚息晨妆，怡声下气，蠲洁苹藻之荐，周旋疏远之亲。仁诚必通，谦德弥劭，是宜保无畺之祚，叶偕老之荣。呜嘻！相国以道不苟合，忠不违难。谁为虺蜴？蠚我夔龙。屡降袟于方州，俄谴居于裔土。生民失望，天意难忱。竟罹无妄之冤，徒结有情之愤。呜呼哀哉，夫人所天云圮，触地何容？不胜哀而几绝，称未亡而全礼。首戴剡木之栉，身被大丝之衣。施珍玩以奉佛，糜糠籺以接气。动思冥佑，誓不生还。一日即其子而命曰：承家事死之道，尓宜保其旧，积善流庆之报，庶可濯吾冤，有生必谢，吾奚独存于是？击心而嘷，一往不返。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二日薨于端州，实相国惟堂之次，荒服遘祸，异类崩心。诚所志之莫夺，何彼苍之未悔？夫廓冤疠者，必俟大明之照，申枉结者，是资锡类之仁。兆服有开，象云先否，宜其显应，侔于响答。今相国司空公，实夫人之从子也。降神叶庆，入梦济时，代天而物被清风，布惠而俗跻寿域。追鲁姑公义之重，怀萧公垂露之法。且痛殄瘁，本于谗邪。是用闻天，焕然昭雪。先是，相国爱弟，中书舍人、淛水东道观察中丞公亦坐贬中，至是自沣阳移佐临汝，因得护二輤，由湘南归于伊洛。乘撵绝嵰，飞帆怒涛，缠暦周星，跋涉万里。非友爱熏动于夷貊，哀敬感通于神明，则何以远集旧封，永叶吉卜。于戏！微司空相国之恩涤，未克返葬，微舍人中丞之诚义，莫或宁止。则夫人所谓善庆濯冤之报者，岂虚也哉！即以咸通十四年二月廿五日葬我小君，合祔相国于巩县，从先茔兆次，礼也。嗣子五人，三人韦氏之自出，曰鉴、曰巨、曰镐，女子四人，长适高平张恽，三人未笄，皆以纯至之性，罹创巨之酷，迨将毁灭者终日，不茹盐酪者五年。虔写佛经，率刺肌血，积垢成痏，旁恻路人。有以知纉丕范而昭世嗣者不疑矣。以珫夙被恩纪，获厕甥侄。征文盖取其详实，下才有黩于休美。伏念六族受赐，百身莫赎。将铭国士之知，愿展家丞之礼。抚事增感，衔酸属词。谨书玄堂，用备彤管，铭曰：
赫矣豕韦，懿哉昨土。源浚流长，根深叶茂。盛德百世，济美公卿。诞生邦媛。辅我周祯。凤凰飞鸣，干镆辉映。家道克昌，天庭锡庆。邑号既启，高明有融。昭宣女士，表式公宫。帝陋鄼乡，命开韩国。谦尊而光，其仪不忒。佥谐大化，旁考前修。是宜偕老，永赞皇猷。如何彼苍，忽降之否。沵气潜蒸，台星以坠。万里炎海，乘桴不归。生灵失庇，义士衔悲。于嗟夫人，未亡无日。始有鹊巢，终同鵩室。孑孑丹旐，相将而还。招魂五岭，合葬三川。西亳之圻，北邙之下。玄穸一扃，寿宫永固。望佳城兮郁郁，连平楚兮苍苍，有淑灵兮在此，惟德音兮不忘！
据墓志记载，杨收字成之，而两《唐书·杨收传》、《册府元龟》以及其它典籍都记载杨收字"藏之"。究其原因，"成"、"藏"二字字形接近，应是传世文献传抄过程中错误所致，当以墓志为准。其后，墓志述杨收家族渊源、父祖仕宦、母亲兄弟情况，杨收早年的才情，与两《唐书·杨收传》的记载基本相同。而墓志关于杨收登科之际的记载，如补阙举杨收自代，同年之中对杨收的仰慕，多能够补唐代文献记载的不足。其后，墓志记载杨收登第东归之际，先在华州受到周墀的礼遇，彻夜长谈。之后在汴州指点礼学名臣王彦威《曲台新礼》，皆是文献失载的唐人轶事。此后，有关杨收的仕宦经历，为相后在洪州设置镇南军，大破边蛮侵扰的政绩，墓志记载与两《唐书》记载大致相同。但是，在杨收为相的过程中，两《唐书》都记载他得到了时任神策军中尉的杨玄价的支持，如《旧唐书·杨收传》载"左军中尉杨玄价以收宗姓，深左右之，乃加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2］这一点墓志却没有提及。关于杨收的失势，墓志记载，"既而自推忠正，体国意深，颇露真刚，善善恶恶，稍渐分白，始为亵近者之所疑矣。"之后又有"当轴奉公，不顾细忌，已为近臣侧目"的说法，指出杨收是在政事上刚正不阿，遭人猜忌。对此，《旧唐书·杨收传》记载的非常详尽，"收居位稍务华靡，颇为名辈所讥。而门吏僮奴，倚为奸利。时杨玄价弟兄掌机务，招来方镇之赂，屡有请托，收不能尽从。玄价以为背己，由是倾之。"［3］亵近者和近臣当指杨玄价，没有疑问。然而，墓志则指出了导致杨收被贬的另一个原因，"时有侍从大臣上议宗祧如汉匡衡事，上未之许而下其事。公以为非礼，因独上疏，恳陈所议。上以公居宰辅，当与百寮定议，不膺独疏。"墓志中提到的匡衡是西汉元帝时宰相，在西汉宗庙制度上坚持五庙。这里指当时有大臣上书议论宗庙之事，懿宗没有同意，而是让百官商议。而杨收在议论宗庙之事时，没有与臣僚商议而单独上疏而得罪了唐懿宗。在唐代历史上，关于宗庙制度经过了多次争论，最终在宣宗时期形成了九世之庙（宗庙数为11个）。［4］而墓志说明，直到懿宗时期，朝臣还就此问题产生争论，此事两《唐书》均失载。因此杨收所论可能与懿宗时期宗庙制度上的争论有关，而墓志记载也比较含糊，那么杨收究竟有怎样的议论和观点？根据裴坦撰写的铭文"奏疏引经，宗祧大事。理宜据古，勿容轻议。"则杨收主张依从古礼，不应该随意更改制度，坚持当时的九庙制度。而九庙在懿宗时期也没有发生变化，如懿宗在遗诏中就指出"朕只事九庙，君临四海。"［5］当然，杨收被贬的深层次原因应该是杨玄价对杨收的打击与倾轧。然而，正因为此事，唐懿宗"由是不悦，后数日罢相，出为宣州观察使。"此事毕竟是一个导火线，加速了杨收的被贬逐。
对于杨收被贬的时间，两《唐书》等文献的记载极为混乱。如《旧唐书·懿宗纪》记载：杨收在咸通八年九月前"充浙西观察使"，九年十月"贬浙西观察使杨收为端州司马同正"。［6］浙西观察使是明显的错误。而《新唐书·懿宗纪》将杨收罢相系于咸通七年十月。［7］而两《唐书·杨收传》均记载杨收在咸通八年十月被贬为宣歙观察使，"明年八月，贬为端州司马。"这样的话，杨收被贬端州的时间是咸通九年八月。而《资治通鉴》卷二五〇记载杨收罢相的时间与《新唐书·懿宗纪》相同，同时又记载杨收被贬端州的原委，"（咸通八年）宣歙观察使杨收过华岳庙，施衣物，使巫祈祷，县令诬以为收罪。右拾遗韦保衡复言，收前为相，除严譔江西节度使，受钱百万，又置造船务，人讼其侵隐。八月，庚寅，贬收端州司马。"司马光将杨收被贬端州的时间定为咸通八年八月庚寅日，当有所本。根据司马光的考异，此条根据《实录》。［8］此《实录》当是宋代初年宋敏求补编的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9］这条记载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杨收被贬为宣歙观察使后，不可能长期滞留长安，而是需要到江南上任。而杨收离开长安，前往宣歙，正好途经华阴。在途中又因事获罪，遂再贬端州。因此，笔者认为此条记载的时间是无误的。而墓志记载杨收被贬宣州后，"未期月，重贬端州司马。"这样，杨收先后被贬为宣歙观察使、端州司马的时间间隔不到一月，杨收应该还不及到宣州上任就被贬为端州司马，此事发生应该是在一年之中，两《唐书·杨收传》的相关记载有误。而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五六宣州条根据两《唐书》和《通鉴》，将杨收任宣歙观察使的时间定为咸通七年—八年，也是不对的。［10］综合以上分析，杨收于咸通八年八月被贬端州，他罢相被贬宣歙的时间当在咸通八年七月。
墓志记载杨收被贬端州后，"又明年，徙于驩州。方理舟抵日南，三月望薨于端溪，享年五十有五。"墓志对杨收被赐死一事虽然隐晦，但指出其是在准备去驩州之际，在三月十五日被赐死在端州的。关于杨收被赐死的时间，史书记载也不尽相同。《旧唐书·杨收传》记载在咸通九年三月十五日。然而，《旧唐书·懿宗纪》、《新唐书·懿宗纪》、《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均记载杨收在咸通十年二月，如《新唐书·懿宗纪》载"十年二月，杀驩州流人杨收。"［11］《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咸通二年）二月，端州司马杨收长流驩州，寻赐死。"［12］《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七《杨收赐自尽敕》正文下小注云：咸通十年二月。［13］因此，杨收被赐死应该是在咸通十年，二月是杨收被贬驩州的时间，之后不久就被赐死。而墓志证明《旧唐书·杨收传》记载杨收赐死的具体时间三月十五日是准确的。前引张文依据《韦东真墓志》，韦东真卒于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杨收墓志》则载韦东真"后数月竟殁于公丧侧"。因此，张文认为杨收与妻卒于同一年，因而将杨收卒年定于咸通十一年三月十五日。但笔者认为，墓志中的后数月的说法比较模糊，并不一定就是几个月。因此，杨收与韦氏卒于一年的证据并不充分。笔者认为，两《唐书·懿宗纪》、《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七的记载应该是准确的，咸通十年二月是杨收被贬驩州的时间。而传统文献和墓志都记载杨收的赐死与被贬驩州的时间间隔非常短。结合墓志记载，杨收被贬死的时间应是咸通十年三月十五日，而不会是咸通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旧唐书·杨收传》杨收被贬死系年有误。而墓志中的"又明年"，则可以推溯杨收被贬宣歙以及端州的时间当在咸通八年。这又证明了笔者前面的推断是准确的。
墓志还提及杨收的平反昭雪，对于这样一件晚唐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史书记载非常简单，《旧唐书·杨严传》载"收得雪，严量移吉王傅。"［14］《新唐书·杨收传》云"后三年，诏追雪其辜，复官爵。"［15］则杨收昭雪是在咸通十三年。但杨收昭雪的具体情况，懿宗为何要为杨收昭雪？其中是谁在起作用？史书无从查考。《杨收墓志》记载也非常粗略，"果蒙皇泽，昭洗克复，官勋爵制，一以还之。"《韦东真墓志》记载"且痛殄瘁，本于谗邪。是用闻天，焕然昭雪。……微司空相国之恩涤，未克返葬。"可见，唐懿宗认识到杨收是被谗言诬陷，因此为其平反。此司空前引张文已经指出，就是韦保衡。而墓志还记载了韦东真与韦保衡的亲戚关系，"今相国司空公实夫人之从子也"。韦东真和韦保衡同出西眷裴氏，韦保衡为韦东真的从子。从《韦东真墓志》记载来看：在杨收昭雪的过程中，韦保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前引张文因墓志记载而否认《旧唐书·杨收传》中韦保衡在杨收被贬后落井下石，促成杨收被赐死一事为子虚乌有，这个结论明显是武断的。两《唐书》都记载导致杨收被赐死的重要原因就是韦保衡的推动，韦保衡在杨收被贬后，"又发收阴事，言前用严撰为江西节度，纳赂百万。明年八月，贬为端州司马，寻尽削官封，长流驩州。又令内养郭全穆赍诏赐死。"［16］《新唐书·严譔传》载严譔任镇南军使期间，"或言譔广补卒，擅纳缣廪，及收得罪，韦保衡以譔素善收，赇贿狼藉，遣使按覆，诏赐死。"［17］而韦保衡借严譔之事打击杨收还见于《新唐书·杨收传》、《旧唐书·韦保衡传》。因此，此事应是真实存在的。韦保衡其人嫉贤妒能，为相期间排挤、打压的人并非杨收一人。据《旧唐书·韦保衡传》记载"保衡恃恩权，素所不悦者，必加排斥。王铎贡举之师，萧遘同门生，以素薄其为人，皆摈斥之。以杨收、路岩在中书不加礼接，媒孽逐之。"［18］而从《唐大诏令集》卷五八《杨收端州司马制》、《杨收长流驩州制》，卷一二七《杨收赐自尽敕》、《严譔赐自尽敕》的内容来看，杨收被祸的原因就是因为贪渎，"而乃贪黩为业，沟壑难盈。逞其私怀，盗我名器。以官常为货财之径，持僭侈为暴横之资。田产遍于四海，台榭拟于中禁。""意每肆其贪吸，迹颇彰于黩货。""江西置节制之额，务在虚兵。浙右创造船之名，使其盗用。两地推覆，按验分明。"可见，杨收最终被赐死的原因就是他以权谋私，接受严譔的货赂，而韦保衡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杨收平反的历史背景以及韦保衡此举的真实目的已经无处查考。这里不妨推测一下，韦保衡排挤杨收的目的已经达到，且杨收已死，借此机会收买人心也未可知。另外，杨收归葬巩县的咸通十四年二月，韦保衡尚执掌权柄，因此墓志归功于韦保衡也可以理解。
通过这两方墓志中杨收子女婚宦情况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确定传统文献中杨收女嫁裴坦子的记载是错误的，杨、裴两家没有姻亲关系，这一点前引张文中已经指出。从史源学的角度而言，裴坦子娶杨收女的这条史料记载最早应该出自于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卷九《裴杨操尚》，原文如下："唐杨收、段文昌皆以孤进贵为宰相，率爱奢侈。杨相女适裴坦长子，嫁资丰厚，什器多用金银。坦尚俭，闻之不乐。一旦，与国号及儿女辈到新妇院，台上用碟子盛果实，坦欣然，视碟子内，乃卧鱼犀。坦盛怒，遽推倒茶台，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纳贿，竟至不令，宜哉。"［19］此条记载由于生动刻画了杨氏、裴氏家族迥异的生活作风，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随后就被宋朝的学者所采信。先被收入了宋初编纂的《太平广记》卷一六五，题目改为《裴坦》，只是文字略有不同，小注云"出《北梦琐言》"。 ［20］之后，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裴坦传》以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均使用了这条记载。值得注意的是，五代后晋时期成书的《旧唐书》以及宋初成书，采撷唐代国史、实录、《旧唐书》以及唐以前历代史书的《册府元龟》中并未见到相关记载。因此，尽管唐五代笔记小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毕竟出自文人之手，难以避免夸张和道听途说的成分，在使用时还是需要慎重。
但张文据此就否定史书中杨收奢华、纳贿贪财的记载，认为纯属杜撰，结论也失之武断。实际上，文章作者忽视了史书、笔记中关于杨收生活奢华，收纳财贿的记载甚多。如《旧唐书·崔彦昭传》载"先是，杨收、路岩、韦保衡皆以朋党好赂得罪，萧仿秉政，颇革前弊。"［21］《唐语林》卷七载"咸通末，曹相确、杨相收、徐相商、路相岩同为宰相。杨、路以弄权卖官，曹、徐仅备员而已。长安谣曰：'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几时休。"［22］相同记载还见于《南部新书》卷甲，［23］可见当时对于杨收的行为已经有公论。前面提到，从杨收被贬的数道诏敕来看，即使有杨玄价、韦保衡的排挤、陷害，有政敌诬陷、罗织的成分，但杨收被贬死的罪名就是其招财纳贿，结党营私。如果杨收自身没有任何问题，这些罪名恐怕不是轻易能杜撰出来的，正是由于杨收这方面的不检点使之成为政敌打击的口实。虽然之后杨收被平反昭雪，但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并不能说明杨收没有贪腐的行为。
总体上来看，以上两方墓志在记事方面是有所隐晦的，在杨收失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杨玄价，墓志中就不敢明言，仅用"近臣"来指代，说明撰文者是有所顾忌的。而对杨收被赐死的原因以及过程也含混其词，似乎透露出作者裴坦对此有所忌讳。而墓志中杨收本人就曾说"我生平为善，尚不蒙报，况不为善，其能免乎？"这里的不善似有所指。之所以墓志有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事涉当时的当权者，墓志不敢明言。另一方面，由于墓志的作者裴坦与杨氏家族非常密切的关系。裴坦与杨氏昆仲交游甚密，诸杨兄事裴坦，裴坦还曾为杨收兄杨发撰写墓志铭，难免在杨收墓志的撰写中有所讳饰。因此，不能因为笔记小说中的记载有误就轻易掩盖杨收自身的不足，否定传统文献的价值。而《韦东真墓志》的作者陈珫（前引张文误为陈琓）史书无载。但据墓志，他自称门生，"夙被恩纪，获厕甥侄。"则也是以学生和晚辈的身份撰写墓志铭，因此墓志有讳饰的地方也就不奇怪了。
根据墓志记载，杨收在咸通十四年二月廿五日与韩国夫人归葬于河南府巩县巩川乡桥西村，位于其父杨遗直墓的左侧。根据1930年出土的《毕颡墓志》记载，毕颡咸通十五年葬于巩县巩川乡桥西村，其具体位置是巩县康店乡康南村。［24］《旧唐书》卷一二七《杨收传》记载"上言先人未葬，旅殡毗陵，拟迁卜于河南之偃师，请兄弟自往，从之。及葬东周，会葬者千人。"［25］前引张文认为墓志中明言杨遗直和杨收葬在巩县，因此，认为《旧唐书·杨收传》记载有误。然据《新唐书·杨假传》，"假字仁之，仕终常州刺史。收与昆弟护丧葬偃师，会者千人。"［26］二者所言似为一事，则《旧唐书·杨收传》中所言当为杨假，毗陵即常州。据《新唐书·杨收传》，杨遗直客居苏州，并且死在这里。因此不可能安葬在常州。事实应该是，杨收的兄长杨假卒于常州刺史任上，暂时安葬在常州。之后，杨收将其灵柩迁葬到偃师。因此，安葬在偃师的是杨假，并非杨遗直。《旧唐书·杨收传》的记载并没有错，只是比较粗略，因此导致张文理解有误。
通过对以上两方墓志的考释来看：两方墓志所反映出的史料价值非常高。尽管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了相当多有关杨收的史料，然而，通过与出土杨收及韦东真墓志资料的比对来看，传统文献中的疏漏与错误还是相当多的。两方墓志补充了许多唐后期重要史事的资料，也纠正了文献记载的错误，这衬托出新旧《唐书》等传统文献在晚唐历史记载中存在的讹误与不足。由于唐后期政局动荡，宣宗以后官方实录、国史纂修的荒废，史料缺乏，导致史书对这一阶段历史的记载缺漏和错误较多。尽管五代时期为《旧唐书》的编纂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后晋在编纂旧《唐书》的时候参考了大量的家传、行状、谱牒等资料，但是仍旧有大量的遗漏。裴坦撰写的《杨收墓志》以及陈珫撰文的《韦东真墓志》明显在当时没有流传下来，史官没有见到。而后的欧阳修、宋祁编纂的《新唐书》也没有见到这两方墓志，因此史书记载出现了不少的分歧与讹误。而《杨收墓志》、《韦东真墓志》的相关记载极大的弥补并纠正了传统文献在唐后期历史记载方面存在的不足与讹误。说明了墓志资料对于唐后期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当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志主与作者私人关系以及当时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墓志内容的记载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与直笔。岑仲勉就指出"读碑志之文，先须知其立场与史传有别，要多从客观着想，如是，则采其长以补史所不足，石刻之致用，宁得云小补乎哉。"［27］因此，在使用新出土墓志资料时，需要对墓志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理性的看待，也要重视传统文献的记载，并不能因为墓志记载和传统文献记载有所不同就完全否定传统史书的记载。毕竟，历史的解读是多维度的，不惟墓志一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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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唐史论丛》第十四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日文见《东亚石刻研究》第4号，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201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