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洛阳月氏胡人家族的汉化经历 ①]
――以《支彦墓志》与《支敬伦墓志》为中心
毛阳光
（洛阳师范学院 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河南 洛阳 471022）
内容提要：月氏人是秦汉时期活跃在我国西北的一支游牧民族，之后由于匈奴的强大而西迁。但居留在西北地区的月氏人自两汉、魏晋以来就不断的迁居到内地，他们以支为姓。而文献中对于汉地月氏人的记载非常有限，石刻史料成为研究汉地月氏人情况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20世纪出土在洛阳的《支彦墓志》和《支敬伦墓志》中所记载讯息的考证，给我们展示了支彦家族自北朝隋唐以来迁居、仕宦和汉化的情况，对研究中古时期的月氏胡人及各民族融合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揭示了洛阳在这一时期中西交通和民族融合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月氏 支姓 洛阳
月氏，又称“月支”，是古代中国与中亚的游牧民族。月氏原居今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月氏在先秦时期盛极一时，西汉初年，由于匈奴的崛起，多次击败月氏，并杀月氏王。于是，月氏被迫向西迁移，“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两汉、魏晋以来，一些月氏人由于被征服或归附等原因迁居到汉地生活，他们的后裔以支为姓。
关于汉地的支姓，《元和姓纂》等古代姓氏书都指明其为月氏胡人。如南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三这样记载支姓，“其先月支胡人，后为胡氏”。然而，汉地月氏人的资料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甚少。目前见到的就是《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证》、《通志・氏族略》中提到的寥寥数人，如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司空支雄和支屈六，唐后期感化军节度使支详等人。再就是《高僧传》中提到的一些入华传教的大月氏僧人。如汉灵帝时的支谶，“本月支人”。[1] 东晋时的支昙 ，“本月支人，寓居建业。”［2］立足于这些有限的文献资料，一些学者对汉地月氏胡人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如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指出“除僧人之特例――如弟子继承师僧之姓外，所有支姓，皆限于月支人。” ［3］姚薇元则在其大著《北朝胡姓考》中将这一时期史料中的月氏胡悉数搜检。［4］荣新江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出土文书和碑志资料，论述了月氏与卢水胡、羯胡、焉耆、龟兹等族等区别，分析了两晋以后汉地小月氏后裔的分布及被融合的情况。［5］但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对于这一时期进入汉地的月氏人迁移、仕宦、婚姻、家族等方面的情况还缺乏深入地了解。
上个世纪以来，一些隋唐月氏胡人后裔的墓志在洛阳相继出土，这为进一步研究入华月氏胡人带来了契机。为此，马小鹤、柏晓斌《隋唐时代洛阳华化月支胡初探》一文在总结出土墓志资料的基础上对两《唐书》有记载的唐后期已经汉化的支详家族的世系、迁移与丧葬等情况进行了初步的研讨。［6］而最近，洛阳又出土了这一家族的另一重要成员支谟的墓志。［7］而支详家族仅仅是隋唐月氏胡人后裔中的一支。通过对上个世纪洛阳出土唐代墓志的全面爬梳，笔者发现隋唐时代活跃在洛阳的支姓家族还有一些。其中，支彦家族的经历引起了笔者的注意，通过对这一支月氏胡家族的研究，可以提供给我们北朝隋唐时期这支胡人家族在汉地生活的一些片断，庶几为研究中古时期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以及洛阳在其中的地位添加一个更生动的注脚。
第一方墓志是《支彦墓志》，该墓志上个世纪上半叶出土于洛阳，具体地点不详，最早见于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五编》卷二。全文如下：
隋豫州保城县丞支君墓志铭
“公讳彦，字法柱，酒泉人也。盖周大夫 之后。往以周德既衰，王室如毁，三川振荡，七国争雄，边朔多虞，华戎乱舞，避难北裔，因即家焉。十世祖陆，后赵任青州道大行台。祖训，齐乐安王记室，弹棋南馆，陪宴西园，近迈应刘，远追牧马，蝉联爵赏，可略而言。父义，少廪异灵，早知天命。每叹州郡之职，自是徒劳。遂匿迹丘园，隐麟桑梓。常畏驷马可惧，五鼎必忧，以之沉沦，不求闻达，惟以廉让自守，不以势利萦心。公乃感箕卯之精，韬山河之气，怀文抱质，蕴古知今。魏后照车之珠，无以方其光价。秦王见胆之镜，不足比其鉴明。雅好琴书，尤工射御，为人物之领袖，作友朋之指南。渔猎百家，优柔六艺。及弹冠出仕，即任豫州保城县丞。佐政多方， 赞有术，恩不受报，清畏人知，威惠兼施，韦弦杂佩。暨炎精标季，乾纲落钮，豺狼塞路，枭镜成群。伪郑王充授公镇南府车骑将军，固辞不免。可谓汉朝既乱，不受王莽之官；晋室虽微，莫荣刘曜之职。忠勇既发，节义俱存，实一代之伟人，谅千龄之 躅。自皇家应 ，拨乱反正，更悬日月，重缀参晨，挥雄旗而扫百蛮，奋干将而清六合，生人济仁寿之业，礼乐符自卫之功。公乃喜属太平，志唯虚寂，纵情丘壑，得意林泉，逍遥乎天地之间，放旷乎风云之际。疑非是而还是，似有为而无为，声色不足留，荣位不能屈，弃无为于无为之外，得自然于自然之中。不忏预于俗谈，岂求名于天下。夫人下 翟氏，汉丞相翟公之后也。少履贞顺，幼嫔君子，兰仪无歇，玉度长存，蓬首荆钗，近慕梁鸿之妇；蒿簪藜杖，遐追子仲之妻。卒保靡他之心，果成同穴之契。及暑来寒往，物是人非，随箫之凤尚存，支机之石仍在，月落恒娥之影，星收婺女之光。既而积善无征，辅仁虚说，梁木斯坏，哲人其萎。遂使槿露后 ，蜉蝣晚夕，阅川东注，落景西驰，固疾弥留， 同风烛。春秋六十九，卒於私第。呜呼！佳城郁郁，想滕公而永辞，素马亭亭，念范式之长往。悲感行路，哀动乡闾，织妇停梭，舂人罢相。以永徽二年二月廿日葬于邙山之阳。洋洋之水，后俯孟津；巍巍之山，前临少室。望石崇之金谷，云鸟尚飞；想嵇康之玉山，竹林犹在。温序思归之地，即其是也。但恐高山变海，深谷成陵，年代空移，徽猷靡记，故刊金石，永勒玄台。其词曰：
里号高阳，门传标德，出孝入悌，怀忠秉直，亲戚是仪，友朋斯则。其一。堂堂领袖， 乡党，如陂万顷，犹松千丈，识鉴内融，文词外朗。其二。夫人翟氏，幼唯贞顺，窈窕兰仪，雍容玉润，新莲入脸，浓云上鬓。其三。三□□夕，百两言归，本期同穴，今亦无违，魂兮此逝，何去何依？其四。俄离甲第，忽归荒甸，永没南金，长埋东箭，悲棺两鸟，投坟数燕。其五。一朝风烛，万古山丘，英图未就，壮志先秋，长松已烈，宿草方留。其六。其人已亡，其名不朽，悲感行路，哀缠交友，一镌金石，天长地久。”［8］
关于这支家族的种族背景，《支彦墓志》称其是周大夫 的后人，战国时期为躲避战乱而迁居到北方，这显系后人编造，旨在表明支姓是华夏正宗。这种情况在当时胡人墓志中屡见不鲜，如太原出土的焉耆人后裔龙润的墓志就自称是出自少昊，［9］ 《康续墓志》中讲本族的起源则和周康王扯上关系。［10］
继而墓志称支彦十世祖是后赵时曾任青州道大行台的支陆。从时间上来推定，墓志中的支陆是否是支彦的十世祖呢？支彦卒于永徽二年（651），终年六十九岁。支陆主要的活动年代是四世纪前期，而支彦的生存年代是七世纪前期。按照三十年一世的惯例推定，十世倒是吻合的。
但支陆其人以及其担任的所谓青州道大行台一职，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而且诸道设置行台应该时北朝以来地方的行政制度。另外，在支陆之后，墓志中对祖先的叙述一下就跨越到了其祖父支训，让人不得不怀疑其十世祖支陆的真实性。
然而，《支彦墓志》称其是酒泉人，这向我们透露了这支家族的来源。众所周知，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酒泉一直是河西走廊上的重要城镇，许多胡人生活在这里。酒泉所在的河西地区本身就是西汉初年月氏西迁后小月氏部落居留的地方，居留在河西地区的小月氏有酋涂王部、右苴王、义从胡等部。这其中一部分过着游牧生活的小月氏人与羌族融合之外，还有一些进入了这一地区的城镇过着定居生活，而支彦可能就是秦末汉初月氏西迁后留在河西地区的小月氏后裔。荣新江指出，自汉代以来，内附的月氏人主要居住在河东和琅邪两地，之后逐渐迁移到关中和江南。［11］最后在唐代还形成了在雍州京兆、 阳和徐州彭城等地的几支支姓望族。［12］然而，支彦家族和这些很早就入华的月氏胡的后裔并无关联。他们之所以要认后赵支陆为十世祖，是由于后赵时期石勒、石虎政权有许多月氏胡人活跃在汉地，如与石勒一起起事的支雄、支屈六，［13］ 石虎部将有支重。［14］墓志中的支陆是否与后赵的支屈六同为一人，无法确知。这支新入汉地的月氏家族要借此表明自己汉化已久，增加其他汉人对自己的认同。这在其它支姓月氏人后裔的墓志中也能得到印证，如同在洛阳出土的晚唐《支光墓志》，称其为“后赵司空始安郡公曰雄七世孙也”。［15］马小鹤指出若按照墓志所称，支雄活动时间为公元302－338间，支光生卒年份为712－772。若是如此，该家族一世将达到六十年，这显然不可能，支光以支雄为七世祖应是伪冒。［16］因此，支彦家族所称的十世祖支陆也不真实。再者，如果支彦的祖上是后赵支陆的话，这支家族应该早在公元4世纪后赵时期已经进入中原地区了，但支彦却自称是酒泉人，则支彦的父辈或祖辈应该是在北朝时期从河西酒泉迁移到洛阳来的，所以他们还称自己是酒泉人，酒泉应该是这支月氏家族最初的著籍地。
而在婚姻方面，支彦的妻子翟氏自称是下 人氏，这应该是源于西汉时期的下 人翟公。［17］然墓志又称“汉丞相翟公之后也”，则西汉翟姓丞相只有成帝时的翟方进，但他是汝南上蔡人。可见翟氏的祖先与籍贯并不可靠，而是攀附汉族历史上一些翟姓名人来标榜自己的门第。无独有偶，唐初粟特将领安元寿的妻子翟六娘也自称其下邳（ ）人氏。［18］根据许多学者研究，中古时期的翟氏有一部分是来自中亚粟特地区的移民，如《翟突娑墓志》中的翟突娑，就是一位信仰祆教的胡人。 ［19］他们与来自中亚的胡族通婚，这在出土墓志资料中屡见不鲜，如上面提到的翟六娘，还有康公妻翟氏，翟公妻康氏，与之婚配的都是中亚的粟特人。［20］这些翟姓胡人入华之后都伪托汉地翟姓郡望，如前面提到的康公妻翟氏自称汝南上蔡，因此本志中翟氏所称的下 同样是他们的伪托。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家族在来到汉地的一段时间内，还保持着胡族之间的通婚，表明这个家族入华的时间并不很长。因此，从《支彦墓志》中透露的种种讯息来看，支彦家族显而易见是北魏隋唐时期一支由河西迁移到河洛地区的月氏胡人后裔。
这一时期，迁居到内地的月氏人从文献石刻中还能见到一些，如隋末割据洛阳的王世充，原本姓支，其祖支颓禾辱就是在北朝时期“徙居新丰”的月氏胡人，支颓禾辱早卒，其子支收“随母嫁霸城王氏，因冒姓焉”。王世充甚至还保留着卷发等胡人的体貌特征。 ［21］陕西耀县出土的《支茂墓志》称其为“京兆华原人”，而支茂先后婚娶康氏与王氏，康氏是粟特胡人无疑。胡族内部的通婚表明这支月氏家族由西域迁居并落籍京兆的时间也不长。［22］
凑巧的是，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洛阳还出土了另一方支姓墓志――《支敬伦墓志》。此方墓志出土于1930年，地点是洛阳城北十三里后李村 水东, 墓志现藏洛阳新安千唐志斋。［23］志文曰：
大唐故文林郎支君墓志并序
“君谓敬伦，陈留人也，茂族 于鸿典，徽绪丽于瑶图，焕矣清飚，昭哉绚躅。祖彦，赞锦保城，父珉，鸣琴新蔡。芬声载远，景问攸高。惟君志度凝澹，神姿警俊，风仪共秋明兢远，音徽与春蔼齐温。孝挺淳染，仁标泛爱，雅好篇籍，精玩典坟。蒙宾贡于王庭，授文林于上第。所翼搏飞冲汉，唳清响于高云；孰谓茂蕊夙零，埋玉树于穷壤。麟德二年九月八日卒于时邕里，春秋卅有四。即以其月廿一日葬于邙山之上礼也。丹旌委郁，扬风景而萦空：薤曲凝 ，啭霜歌而喝野。虑藏山靡固，偃斧不存，故式赞鸿徽，寄诸坚石。其辞曰：
式镜缃图，遐窥茂绪，庆躅攸芬，高华独举。保城腾誉，新蔡驰芳，载挺若人，利用宾王。方期迁木，奄见摧梁。玄门一闭，大夜无朝，寒郊寂寞，高垄 ，贞石式题，芳猷永昭。［24］
根据墓志记载，志主支敬伦是支彦之孙，这使我们对这一家族在汉地的生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根据两方墓志记载，进入汉地后，支彦的祖父支训曾任北齐乐安王府记室，乐安王当是北齐后期乐安王高劢。[25] 我们知道，由高欢创立的北齐政权是一个胡化色彩相当浓厚的政权，这里聚集了许多胡人，支训在此仕宦也不足为怪。支彦之父支义，周、隋时期没有仕宦，因此墓志称其“匿迹丘园，隐麟桑梓。” 而到了支彦时，先担任豫州保城县丞。保城县在炀帝大业初年废，并入汝阳县，［26］则支彦任县丞当在文帝时期。武德二年（619），王世充废皇泰主自立，在洛阳建立郑政权后，授支彦镇南府车骑将军。镇南府应是车骑府的名称，按隋代府兵制下军府有车骑府，其长官为车骑将军，从五品，统领地方军府府兵。支彦担任军事职务，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支彦与王世充共同的月氏胡背景，同时也反映出进入汉地的西域胡人原本都擅长弓马，有尚武之风。然而，开明政权不久就被唐平灭，支彦又加入了唐军，“挥雄旗而扫百蛮，奋干将而清六合，”还参加了唐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之后，支彦隐迹田园，过着平静的生活，因此墓志称其“纵情丘壑，得意林泉”。其子支岷，仕宦情况不详，但据《支敬伦墓志》载，支岷“鸣琴新蔡”，支岷应在新蔡县生活居住过，保城与新蔡在隋时属汝南郡，唐属豫州。可见这一家族在隋末唐初时居住在这里。到了支彦、支敬伦时，这支家族又在洛阳居住，住址在城内漕渠之北，徽安门街之东的时邕里。［27］支敬伦未仕宦，其身份是一名儒生。
尽管支彦家族是一支月氏胡家族，然而我们从墓志来看，汉地的生活使这支家族逐渐汉化。首先，在家族的来源上，尽管《支彦墓志》中明确指出其籍贯是酒泉，但墓志还是尽量地将这支家族与周大夫以及很早就迁居汉地的支姓联系起来，表明这支家族与汉族的渊源关系。而在他的孙子支敬伦的墓志中，支氏的籍贯却成了陈留，唐代陈留属汴州。这支家族是否在陈留落籍抑或是冒籍姑且不论。其实际结果是：在入华仅数代之后，这个家族的胡族背景就被刻意的掩盖了。其次，这支家族的名字也已经汉化，从训、义、彦、敬伦等具有儒家色彩的名字上也不难看出。而从文化背景上看，支彦与支敬伦的汉文化修养相当高。《支彦墓志》称其“雅好琴书，尤工射御，为人物之领袖，作友朋之指南。渔猎百家，优柔六艺。”墓主人不仅学业精进，鉴识广博，而且还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支敬伦与祖父不相伯仲，“志度凝澹，神姿警俊，风仪共秋明兢远，音徽与春蔼齐温。孝挺淳染，仁标泛爱，雅好篇籍，精玩典坟。”祖孙二人俨然是饱读诗书，宗奉礼教的儒雅君子。支敬伦还参加了科举考试，“蒙宾贡于王庭”。在唐前期，“宾贡”即“乡贡”，指不在州县学馆学习的士子，自己向州县报名，由地方州县举送入京参加科举考试。由此可见，支敬伦的文化水平也得到了地方州县的认可。考试后，由于成绩优异，位列上第，支敬伦被授予文林郎，这是从九品上的文散官，也是入仕的出身。本期望“所翼搏飞冲汉，唳清响于高云”，然而命运不济，支敬伦年仅三十四岁就英年早逝，“埋玉树于穷壤”。不仅如此，汉地生活使这支胡人家族女性成员也发生了变化，墓志记载支彦的妻子翟氏，“少履贞顺，幼嫔君子，兰仪无歇，玉度长存，蓬首荆钗，近慕梁鸿之妇；蒿簪藜杖，遐追子仲之妻。”尽管可能有溢美之词，却体现出月氏胡人对传统汉族妇女评价标准的认同。虽然《支敬伦墓志》没有提及他的婚姻状况，正如前面提到的《支茂墓志》中反映的那样，支茂先后与粟特女子和汉族女子婚配，与汉族婚姻并融合是每一支胡人家族的最终归宿。
祖孙二人埋葬的地点也耐人寻味，根据这支月氏胡家族的经历来看，在豫州保城、新蔡，汴州陈留、东都洛阳都曾经生活过。最终祖孙二人都将身后的葬地选择在了洛阳的邙山，隐约告诉我们这支家族与洛阳难以割舍的联系。我们知道，魏晋之际，洛阳虽屡遭兵燹，然自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洛阳又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也是重要的国际城市，丝绸之路的东起点。因此，大量的胡人由于入质、朝贡、经商等原因居住在这里，《洛阳伽蓝记》卷三就记载了当时西域胡族来华的盛况，“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代。因此，洛阳留下了大量胡人的印迹，上个世纪洛阳出土的大量中亚胡人墓志就证明了这一点。笔者猜测支彦家族的先辈应该最先来到洛阳并埋葬在这里，因此尽管支彦在外地做官，但晚年在洛阳生活并葬在邙山，支敬伦则一直居住在洛阳最终还葬在这里。而根据目前洛阳出土的月氏胡人墓志来看，这一时期埋葬在洛阳的月氏胡人相当多，其中支详家族在江南已经居住多年，最终还将六代二十五人的坟墓迁葬到洛阳的北邙山。［28］除此之外，还有支怀、支万彻、支郎子等人也都葬在洛阳，可见洛阳与来华月氏胡人的渊源，以及当日洛阳国际都市的恢宏气象。［29］
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文化交流的加强，月氏人自两汉以来就开始向内地迁移，从文献与墓志资料来看，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北朝隋唐时期，而且他们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他们在汉地接受和学习汉文化，尊奉儒家伦理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并逐步和汉族融合。《支彦墓志》与《支敬伦墓志》给我们揭示了中古时期一支月氏胡家族的汉化历程，他们正是这一时期胡汉民族融合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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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华夏考古》2010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