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武则天长驻洛阳原因辨析

唐高宗武则天长驻洛阳原因辨析

郭绍林

（洛阳师范学院）

摘要：解释唐高宗、武则天何以长驻洛阳，已有旧史的厉鬼说、陈寅恪的经济供应说和岑仲勉的纵情淫乐说三种说法，都显得凿枘；应从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探讨原因。当时东北方有与高丽、百济、新罗、契丹、奚的战争，西方有与吐蕃的战争，北方有与突厥的战争，洛阳大致是全国军事形势的几何中心，便于应付各方的种种事务。高宗死后，武则天立即着手实现其蓄谋已久的政治野心，必须在制度上标新立异，别立系统，抛弃长安，以洛阳为神都，是其中重要环节。这样做，是为了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淡化甚至消泯人们对于长安和李唐政权的回忆和感情，以改朝换代，巩固新政权，建立新秩序。

一

　　唐代的洛阳和长安是东西两京。唐朝初建时即以长安为京师，终唐一代，迄未改变。但洛阳的地位也相当重要。高宗在位33年中，七幸洛阳，累计达11年之久。高宗死后，武则天执政22年，除晚年一度回长安两年外，其余时间全在洛阳。可见高宗时洛阳地位迅速上升，武则天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对于高、武长驻洛阳这一史实，旧史编纂者和近人都曾加以解释，大抵有三种说法。其一，皇后武则天和故后王氏、故妃萧氏争宠，王、萧失势被囚，高宗恻然伤之，对二人表示即将重新处置。武后闻讯，令人杖二人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瓮中，骂道：“令此二妪骨碎。”二人数日而死。《旧唐书》卷51《后妃传》说：“后则天频见王、萧二庶人披发沥血如死时状。武后恶之，祷以巫祝，又移居蓬莱宫，复见，故多在东都。”《新唐书》卷76《后妃传》和《资治通鉴》卷200永徽六年十一月条说法相同。其二，陈寅恪先生认为：长安的经济运输“远不及洛阳之优胜”，“故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复还长安”。隋炀帝、武则天迁居洛阳“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但主因则是“经济供给”。[①] 全汉先生也认为高宗幸洛主要由于经济原因和洛阳因运河沟通而形成的经济地位。[②] 韩国磐先生指出：“唐初以来，由于关中粮食不足供封建中央政府所需，而洛阳地处南北运河的中点，交通漕运便利，故唐朝皇帝常到洛阳来。高宗后期，更常在洛阳了。”[③] 其三，岑仲勉先生认为“高宗东幸，无非顺则天之意耳”，武则天“长期留居洛阳，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可以纵情荒淫享乐起见”。[④] 这些说法对于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虽有启发作用，但都有漏洞。

二

　　旧史的说法今天看来颇为荒诞，当时亦可理解。即以此说而论，只要我们参照史实细加考察，就会发现它不能圆满回答这样的问题：武则天移居洛阳后，不但没有少杀人，反而变本加厉。她的儿媳皇嗣（睿宗）妃刘氏、窦氏，被人诬告有厌咒行为，春节来嘉豫殿朝拜她，既退，同时遇害，并埋在宫中。其他被冤滥屠杀的人不计其数。处在众多厉鬼的氛围中，武则天何以固着于洛阳，不再迁到另外一块干净的地方去？可见，用厉鬼说来解释武则天驻洛阳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是难以成立的。

　　高宗幸洛是否如岑先生所说“无非顺则天之意”呢？武则天永徽六年（655）立为皇后，并未能立即左右高宗，显庆四年(659)八月才形成“政归中宫”[⑤]的局面。然而早在显庆二年（657）闰正月，高宗便首次幸洛，其年十二月，改洛阳宫为东都，东都所在地洛州的官吏员品并如京师长安所在地雍州。可见高宗之重视洛阳，蓄之有素，幸洛应是断自宸衷的事。上元二年（675），高宗说：“两都是朕东西之宅也。”[⑥] 他还指示修葺宫殿，隐隐透露出长期驻跸的心愿。弘道元年（683）十二月丁巳高宗去世，临死前说：天地神灵若能让自己多活一两个月，“得还长安，死亦无恨”。[⑦] 这不过是想争取时间，死在李唐的老窝长安，并非对驻洛的忏悔。高宗一朝，频年幸洛，全然不是如韩先生所说后期才常在洛阳的。　　　　　

　　岑先生以武则天的享乐观念解释重大事件的说法亦不妥。武则天以皇后、皇太后、皇帝的身份活动了半个多世纪，是全国最瞩目的人物，她的一举一动岂能掩人耳目？她曾在长安出家为尼，这件事并不能以离开长安迁居洛阳的方式遮掩过去，如果要纵情淫乐，何必定要避居洛阳？她曾被太宗娶入宫中，“高宗为太子时，入侍，悦之”[⑧]；太宗死后，她出家为尼，嗣后，高宗又娶了她。这种经历并不体面，徐敬业起兵时，骆宾王起草的檄文就攻击她充当太宗宫妃时就同太子淫乱，害得两代君王犯下共同占有一个配偶的乱伦错误。[⑨] 这件事比岑先生所说她曾在长安出家严重得多，且为天下人所共知，那么她避居何处才能遮掩过去呢？武则天为人阴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旧史称“政归房帏，天子拱手矣”；“每视朝，殿中垂帘，帝与后偶坐，生杀赏罚惟所命。”[⑩] 有人上疏称颂她为“创业兴王，拨乱英主，总权收柄，司契握图。天授以前，万机独断，发命皆中，举事无遗，公卿百僚，具职而已”。[11] 她杀掉裴炎、徐敬业、程务挺后，对群臣要挟说：“彼皆人豪，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过彼，早为之。不然，谨以事朕，无诒天下笑。”吓得群臣不住磕头，不敢仰视，一致表示“惟陛下命”。[12] 这样一个人物，要想享乐，还顾及什么舆论和约束？

   关于武则天的淫乐，旧史列举薛怀、张易之、张昌宗等为其面首。这恐怕属于人身攻击性质。薛怀何时见知于武则天，史无明文。垂拱元年（685），武则天62岁，修缮白马寺，以他为寺主，估计彼此结识不过是一年半载的事。二张是在万岁通天二年（697）被推荐给武则天的，这时她已74岁。试想，一个早已到了心如枯井年岁的老太婆，是否还有怀春的心思？久视元年（700），武则天77岁，改控鹤府为奉宸府，下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左补阙朱敬则谏道：“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陛下内宠已有薛怀、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愚职在谏诤，不敢不奏。”武则天赏给他100段彩色丝绸，说：“非卿直言，朕不知此。”[13] 这样污秽的话竟出现在臣子的奏疏里，倒使人怀疑其可靠程度。吕思勉先生指出：“如朱敬则之直斥，则昔人于男主亦无之。重润且以窃议张易之见杀，而能容敬则乎？唐人所传史事，不足信者甚多，敬则之疏，恐未必非好事者为之也。”[14] 武则天挑美少年充当奉宸供奉，无非是出于一个女性的审美心理，挑选高级侍员，要求形象好一点。这也无足为怪。至于薛张之流，不过是武则天扶持起来的私人势力，过从亲密或有之，燕昵嬖幸则未必。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武则天对于荒淫生活并不深自讳饰，那么，也不必因为顾及舆论而避居洛阳。

   陈先生所说的经济原因，用以解释帝王短期巡幸洛阳，则是于史有征、言之成理的，解释高、武长驻洛阳则似欠圆通。仪凤三年（678）十月，高宗《幸东都诏》说：“咸京天府，地狭人繁，百役所归，五方胥萃，虽获登秋之积，犹亏荐岁之资，眷言于此，思蠲徭赋。夫以交风奥壤，测景神州，职贡所均，水陆辐辏，今兹丰熟，特倍常时。事贵从宜，实惟权道，即以来年正月幸东都。”[15] 同样的精神又见于玄宗时的一些幸东都诏敕。问题是关中的经济供给是否不能解决，如不能解决为何不径直迁都洛阳，如能解决，应当采取什么措施，这些措施在高、武长达55年的统治时期是否能够实施，如果能实施而未实施，又是被什么事情所牵制？

   岑先生不同意陈说，认为可用四种办法解决关中供给不足的问题。其一，关内的庸调资课原征绢布者改征粟米，河南、北粟运不便者改征绢布，这样，既省运输之费，又增京师之储，开元二十五年（737）曾试行。其二，驾幸沿途扰民，不如移民，贞观初期频年霜旱，敕关内户口并就关外，永淳元年（682）令关内诸府兵分于邓、绥等州就谷，有成例可循。其三，收购关中附近馀粮。其四，兴修农田水利，增田增产。[16]

   这些办法基本上不能实行。关内庸调资课改征绢为征粮，并收购附近馀粮，当地如有足够的粮食，官府自然能顺理成章地想出这样的办法。开元二十五年前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无非是“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17]的缘故。假如近处征粟米，远处征绢布，物资的分布将会畸轻畸重，影响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就拿江淮地区来说，隋文帝平陈之际，朝臣建策说：“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18]，遇到火灾就全部报销了。裴耀卿向唐玄宗汇报道：“其江淮义仓，多为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般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19] 可见，改征粟为征绢，会引起另外的社会问题，给民众和官府都带来麻烦。至于兴修水利，增田增产，岑先生同时又认为官僧商竞相修造水碾水磨，占渠图利，大妨农功，因而也不可能收到多大效益。疏散人口也难实行。当时实行府兵制，农民不脱离农业生产，隶属于当地军府，执行宿卫京师和征战戍守等任务。关中人口如果疏散到外地，人口密度发生变化，将会失去居重驭轻的军事优势。

   尽管如此，缓和关中经济供应的办法总还是有的。一为精简机构，减少开支；二为疏浚水道，改革漕运。高宗初年，官僚机构较小，开支不太大。到显庆二年（657），刘祥道就忧郁地指出官吏的冗杂猥滥状况：“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20] 其中京官数量一定不少。如果关中经济窘迫，中央当会尽量精简机构，压缩开支。开元二年（714）玄宗就曾“以岁饥，悉罢员外、试、检校官，自今非有战功及别敕，毋得注拟”。[21]  而高宗当时却是官吏数量仍在继续增加，看来财政困难还未达到频年外出就食的地步。武则天死后，中宗回长安。景龙三年（709），关中灾情严重，粮价暴涨，运关东和江淮的粮食到京师，牛死十之八九。群臣建议巡幸洛阳，韦后不愿意离开老家长安而东迁，中宗便对群臣说：“岂有逐粮天子邪！”[22] 坚持不去，居然也在长安度过了难关。后经睿宗到玄宗初年，八年不复东幸。这说明供应困难并不一定导致幸洛。

   疏通水道改革漕运也不困难。咸亨三年（672），高宗委派王师顺漕运晋州、绛州仓粟至长安救荒，于是“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会于渭南”。[23] 可见关中的漕运条件相当不错。裴耀卿说：“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24] 只要官府对漕运稍事整顿，超过这个数字是不难的。开元二十一年（733）秋，裴耀卿就改革漕运问题向玄宗建议分段转运、沿途修仓、疏通水道。到次年八月，在河口输场东置河阴仓，西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三门仓，又凿三门北山修陆路18里，车运以避砥柱湍险。这样，江淮漕粮经鸿沟输纳河阴仓，又通过黄河运到洛阳含嘉仓或陕州太原仓，再由太原仓经渭水运往关中。“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三十万贯。”[25] 此外，其他人也对一些水道加以疏浚。到天宝年间（742－755），“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26]，是高宗初年的十多倍。加上发展农业，粮食增产，开元二十五年又在关中推行和籴法，关中的经济供应大大好转。据《旧唐书・玄宗纪》载，为了救荒，开元二十一年（733）出太仓米二百万石，天宝十二载（753）出十万石，次年一百万石。自开元二十四年（736）玄宗由洛阳回长安后，“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27] 到天宝三载（744），玄宗高兴地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李]林甫。”[28]

裴耀卿改革漕运仅用三年时间便大见成效，可见不是什么难事。高、武55年的统治时期里何以不率先实行？没有人力吗？永徽三年（652）七月，户部统计全国仅三百八十万户，到武则天去世，神龙元年（705）十一月，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户。[29] 半个世纪以来，户口是持续上升的。那么人力都用于何处了？仅第一次修造明堂，就“役数万人”[30]，接着又造天堂，再造明堂，何以不用来疏河修仓？没有财力吗？铸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零七百一十二斤，造天枢用铜铁二百万斤，又修宫殿佛寺，所费何止千万！内地没有安定的生产秩序吗？当时局势大致稳定，清洗虽然频繁，只在李唐宗室和官僚中进行，基本不曾波及民间。徐敬业及李贞、李冲的起兵，两月时间即彻底失败。时人陈子昂说：“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31] 可见当时社会安定，完全有条件组织社会生产。然而高宗、武则天却长驻洛阳，毫不理会如何改善长安供应状况，这原因我觉得应该到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去探求。

  三

    高、武时同周边民族的军事形势较太宗时有很大变化。东北方有与高丽、百济、新罗、契丹、奚的战争，西方有与吐蕃的战争，北方有与突厥的战争。洛阳除了形胜和漕运条件外，大致是全国军事形势的几何中心，便于应付各方的种种事务。

   太宗时的辽东战役，褚遂良建议太宗在洛阳遥控，说：“东京、太原，谓之中地，东可以为声势，西指足以摧延陀，其于西京，径路非远。为其节度，以设军谋，系莫离支颈，献皇家之庙。此实处安全之上计，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32]  太宗没有采纳。战事失利，原因很多，太宗亲临前线是其一。永徽六年（655），高宗刚上台六年，就派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继续进行辽东战役。两年后便首次幸洛，并提高洛阳的地位，改称洛阳宫为东都。显庆五年（660），应新罗之请，派苏定方等破灭百济。奚叛，讨降之。又讨契丹，擒其松漠都督阿卜固送至东都。年底，任命苏定方等三人为辽东等三道行军大总管。次年，募兵四万四千人，加强了对高丽的攻势。这时，高宗打算亲自带兵赴前线，由于武则天谏阻而止于洛阳。其实，高宗不过是作个姿态罢了，且不说他根本不具备太宗那样的军事才干，即以健康而论，前此一年，已经是“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33] 总章元年（668），高丽悉平。上元元年（674）初，新罗纳高丽叛亡之众，又封百济故地，派兵防守，高宗派刘仁轨发兵征讨。十一月，在长安住了一年的高宗又东幸洛阳。次年，刘仁轨大破新罗，新罗遣使入贡谢罪。征以太宗时事，高宗驻洛是有军事原因的。

   与此同时，西边的吐蕃也开始和唐发生一系列冲突，对唐构成极大的威胁。太宗死，高宗刚即位，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就致书唐廷，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讨除。”[34] 胡三省认为：“吐蕃以太宗晏驾，固有轻中国之心矣。”[35] 胡三省生当宋元之际，对于外族威胁十分敏感，这个见解不过是有感于时事而发。其实，当时唐蕃关系还是友好的，双方多次互赠礼品。弃宗弄赞旋即死去，其孙以童昏继位，军事贵族禄东赞、论钦陵父子把持朝政，积极向外扩张。龙朔三年（663），吐蕃东破吐谷浑，吐谷浑可汗逃亡凉州，向唐告急请援，高宗做了凉州、鄯州的防卫部署。麟德二年（665），吐蕃开始向西域发展，威胁到唐的安西四镇。次年，高宗急忙西返长安。总章二年（669），高丽战事刚结束一年，高宗把注意力转向西边，打算到凉州视察，被臣下谏止。高宗马上征发九州人夫，转发陕州太原仓粟入京师。次年，高宗任命薛仁贵为逻娑（拉萨）道行军大总管讨吐蕃，旋胜旋败，十多万唐军死伤略尽。唐蕃间的缓冲地带吐谷浑完全被吐蕃占领。“自是，吐蕃连岁寇边。”[36] 吐蕃对唐的威慑局势表明唐不能立即取胜，加上旱灾饥荒，高宗只好决定来年再幸东都。这时由于东西两边有同新罗和吐蕃的战事，高宗也只好在两京间游弋不定。咸亨三年（672），返回长安。上元元年（674）讨新罗，又幸洛阳。新罗的事处理完毕，仪凤元年（676）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高宗部署好洮州道和凉州道行军元帅的人选，发兵讨伐吐蕃，又回长安。仪凤三年（678），高宗为连年对吐蕃战而失利感到忧愁，就召集侍臣讨论。侍臣或主张和亲息民，或主张严设守备，等财力充足时再事征讨，或主张立即讨伐，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太学生魏元忠上封事认为：“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37] 高宗待在长安，已失去主持战事的意义，由于战争牵制，不能及时改善关中的供应，于是在关中获得丰收之年，下了前引《幸东都诏》，次年再至洛阳。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唐所能做的事就是一面防守抗击，一面在西边广事营田。而吐蕃降服了西南的西洱诸蛮，尽据羊同、党项和诸羌之地，东与今甘肃、四川为邻，西陷西域安西四镇，北达突厥，南抵天竺，“地方万馀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38]

   高宗死后，武则天立即着手实现其蓄谋已久的政治野心。为此，就必须在制度上标新立异，别立系统。这样，政治原因便成为与军事原因并行不悖的长驻洛阳的又一原因。武则天临朝称制第一年（684），就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意味着从头开始(建平二年，即公元前5年，西汉哀帝刘欣宣布“再受命”，即改元为“太初元将”，并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陈是舜的后裔，刘是尧的后裔，哀帝此号意为尧后禅位于舜后，是再次接受天命)。同时，一系列的改变普遍铺开：旗帜改从金色；改尚书台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门下省为鸾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为内史；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按《周礼》改称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设右肃政台；其它部门名称也以义类相改。垂拱四年（688），在神都立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庙，虽然按在长安时的礼仪四时享祀，但已是侨置性质。又立崇先庙享祀武氏祖考。她甚至想把崇先庙立为天子级的七庙，降唐太庙为诸侯级的五庙，因掌管礼仪的春官侍郎反对而暂加收敛。又修造明堂，用“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南向而立”，“明诸侯之尊卑”[39]之意。永昌元年（689），按周历改十一月为次年的正月，原正月为一月，除唐宗室属籍。这些工作告一段落后，改朝换代条件完全成熟。天授元年（690）九月，就改唐为周，她当上了大周皇帝，武氏庙即改为七庙。次年，改旗色为赤，改置社稷于神都，纳武氏神主于太庙，而把长安唐太庙改名为享德庙，四时享祀只有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其它四庙皆闭不享，实际上连诸侯级别的数字也没保住。同时，又迁关内数十万户来充实洛阳。洛阳成了大周的根据地和头号政治中心，以至于大足元年（701）她由洛阳去长安，被保留了当时史官记载的《旧唐书》卷6记为“幸”京师。此后一段时间相沿不改，同书卷96、卷98有“中宗幸西京”、“玄宗幸京师”的说法。可见，武则天不是如岑先生所说“避洛”；而是抛弃长安，以洛阳为神都，以便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淡化甚至消泯人们对于长安和李唐政权的回忆和感情，利用洛阳改朝换代，巩固新政权，建立新秩序。而高宗驻洛的性质则不同，不过是巡幸和驻跸而已。因此，高宗想死在长安，而武则天则连高宗西葬都不愿回长安一趟。

   武周时期，和契丹、突厥进行了激烈的战争，和吐蕃的战争互有胜负，虽收回安西四镇，但一直没能彻底解决问题。武则天病笃，中宗复辟，唐室再造。唐君臣必须否定武则天的一些作法，才能保持李唐政权的色彩。神龙元年（705），中宗上台伊始，就拣最简便的事做起，恢复国号为唐，郊庙、社稷、百官、旗帜、服色、文字都按高宗时制度加以恢复，把神都又改为东都。武则天死后，中宗于神龙二年（706）返回长安，后来，硬顶住关中的严重饥荒，不愿离开长安再去洛阳。

   这个时期，吐蕃内乱，力量削弱，负责寇掠唐地的大将赞婆降于武则天。接着，双方关系一度改善，吐蕃连年贡献，唐廷允许和亲。景龙四年（710），中宗以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然而，饱尝吐蕃寇边之苦的唐廷并不因此而放松警惕。次年，睿宗设置了第一个藩镇节度使，即河西节度使，以凉州都督贺拔延嗣充任。开元二年（714），玄宗又置陇右节度使，以陇右防御副使郭知运充任。后来又置剑南节度使。玄宗时共有九个藩镇，责任是防边，防御吐蕃就有这三个，长安的安全一度有了保障。但在安史乱后，全国形势发生极大变化，洛阳的重要性也已失去。吐蕃攻长安，代宗东逃只到陕州，经郭子仪、李抱真谏阻，放弃了“欲遂都洛阳”[40]的想法。

那么，为什么洛阳会成为高、武唯一选择的地方呢？那是因为洛阳具备作为都城的充分条件，且前代已有成例可循。如隋炀帝一上台就幸洛阳，下诏营建为东京，诏文说：“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帝王，何尝不留意。……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41] 唐人褚遂良、陈子昂等等，都有类似看法。韦应物描绘洛阳为：“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42] 因此，洛阳这座九朝古都，能受到高宗的重视，并在武则天时期成为独占鳌头的政治文化中心。

（原载河南大学《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1997年修改）